“在改造营待了半年之后……在我放弃毕业的念头之后。还挺奇怪的，当少年军不存在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说完这些，莉莉难得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不再那么觉得了，但我……还有其他人都不可能假装那没发生过。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曾经是少年军这件事是决定性的。我没办法反驳。我想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过去是唯一我改变不了的东西。”

莉莉确实对于人心有着超出年龄的洞察力，但因为对他人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很多时候显得尖刻无情。在莱辛任教过的一位教员A（本人要求匿名）告诉我，莉莉的无动于衷和刻薄都令人印象深刻。揭露帝国军暴行和普通人生活惨状的纪录片场常常哭声一片，但据教员A所说，莉莉没有哭过。她还会在课堂上问一些刁钻又并非毫无根据的问题，如果教员答不上来，气氛往往非常难堪。莉莉的意图也许并不在于为帝国政权辩护，只是忍不住指出一些逻辑不通顺的地方，但听者不免往那个方向想。

莉莉这种态度在招来了麻烦。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改造项目的目的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识课程基本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思想课程、讨论会和讲座。安保措施和纪律管理也变得都极为严格，“基地”就此成为封闭性的“营地”，学员的自由被军事化管理的日程和各种规章制度限制，教员开始佩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官”。但改造系统的运营和规划本质依旧十分原始，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根据情况改变调整策略。

奥尔夫·波尔金回忆起离职前与继任者交接的场景时义愤填膺：“那时候我看着来抄家一般闯进办公室的那群人，我就觉得改造项目肯定会失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少年军手下吃过苦头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对帝政统治的了解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的海归者，盟军指派空降的官僚……如果说我和同僚们是天真的空想家，那么后来的这群人就完全把自己当监狱长看待。他们完全不了解少年军内部构造，也并不把那些孩子当人。”

白发苍苍的学者从电子烟斗里吸了好几口，才继续对我说：“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干了坏事……非常邪恶非常可怕的暴行，但他们也是人。大人也一样。残暴也是人性中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道德，它们是管束毒蛇的大棒和枷锁。应该负责的是让孩子太早成为邪恶的大人的那些家伙，而不是孩子自己。”他看向我，露出一个有些难为情的微笑：“我知道我这套思想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真正的仇敌不能是孩子，那样的话，这个世界真的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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