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上海滩的清晨，一家三口在码头紧拥在一起，太阳从乌云的后面悄悄探出了头，海面一片波光掩映

☆、44.（42）返沪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一九三四年春节一过，谭央就要离开上海回德国上学了，走之前，她和毕庆堂回了趟同里。从民国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三年，谭央深爱着的父亲离开她，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烟雾蒙蒙的水乡安守着自己的本分，脉脉如流水，日积月累将静默铸成了永恒。清晨，毕庆堂和谭央带着两个随从，拎着祭品去了谭央父母的墓地。去的路上毕庆堂就同她商量，不要触景生情，不要太伤心，到时候我把咱们的情况说给两位长辈听，免得你一说，又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像那年一样再病一场就不应该了。

到了地方，他们倒是愣住了，碑前摆着几个碗，碗里放着风干了的点红馒头和皱了皮的水果，旁边还有一坛酒，那是谭央父亲生前最钟爱的济宁金波酒。前两天刚有人来祭过父亲，是谁呢？谭央蹲下身，抚着墓碑自言自语的说。会不会是在同里的什么亲戚朋友？毕庆堂提醒她。谭央摇头，父亲在同里一向深居简出，没什么朋友，几个亲戚也是母亲娘家的远亲，来往很少，马叔叔还在天津，我实在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人。

毕庆堂也没吭声，将那坛酒挪了挪，摆上他们带来的祭品。之后，他的目光又落到了酒坛上的那五个字上济宁金波酒，他眉头下意识的跳了跳，不知想的什么。接着谭央开始与父母说自己这两年来的事，说着说着就有些伤心了，毕竟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上进、自己的幸福，亲人都无法亲历目睹与分享，的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谭央说得差不多了，毕庆堂才猛然想起来，他刚才一力担当下来要替谭央说的话，他竟然都忘了。

从墓地回来，走在同里的街上，谭央看着一家很大的铺面，轻声说，那儿原来是家不大的药铺，父亲病着的时候，我总去那里抓药，没想到，现在开得这么大了。毕庆堂的眼皮不易察觉的抽动着，很敷衍的嗯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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