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我祖父对那些火鸡自由洗脑包毫无执着，名校光环对普通人来说才是光环，对我来说就像玩一个“I Never”的游戏，现在没有做过的事，只是因为我还没做，还不想做。

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做。

就算我问过一圈，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做过，但这也只会让我在当下掰下一根手指罢了，我并不会因此输掉游戏。

我在旧金山老派地听了一年的KJazz电台，接触了艺术史入门后，决定休学。来到台湾是20岁，刚成年的秋天。我外祖父是小有名气的短片导演，外祖母家又是本地财阀，我随便找了个没听过的系所游学旁听。

自然还是从大一开始听课。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领略到“国文”的魅力，那位齐刘海短发黑镜框的女老师，颠覆了我对“国文老师”的刻板印象，她叫我们去搜寻形态各异的门牌，给我们看不同时期的麦当劳、来一客泡面广告，给我们念《国峻不回家吃饭》。

之所以在台湾只能游学，是因为我的中文水准实在太差，无法念中文的大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我的父母用完整的中文长句说话，祖父要我背书做功课，我总是跑去玩。

在课堂上，为一首中文诗流泪，像是老天爷突然给我打开的一扇窗。

那之后我开始接触台湾各界艺文工作者，我外祖父的学生有次听我谈到蒋勋，便告诉我东海大学美术系请了蒋勋去讲学。我为了我和母亲读过的书和喜欢的作者，正要前往台中，却在高铁上得知祖父病危的消息。

为我安排行程的人，是茜娅阿姨，那一路承蒙她照料，我才不至于溃不成军。

那时，顾惟谦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