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我和顾惟谦就搬去了阳明山，像是怕我会落跑，顾家祖父母和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住在台湾没有回温哥华。

顾家祖父母年过八十，身体仍然健朗，胃口甚至好过我。我唯一会被他们数落的事，就是每次吃饭吃得太少。

关于吃饭这件事，我也很冤枉。

有点忘记是九岁还是十岁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表示我的生长发育比预期要快一些，虽然已经过了性早熟的年龄，但仍要留意第二性征的发育状况。我父亲身高在一米七五上下，但我母亲身材娇小，身高不足一米五五，于是我十一岁来初潮用X-ray测过骨龄后，医生预判我的身高也不会超过一米六。

我的医生并不觉得我存在发育过快的问题，不建议我用药，只需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就好。于是母亲遵循营养师和私人教练的建议，陪我一起吃每一顿饭，监督我每天都要去投篮游泳和跳绳。

我虽然不是挑食的人，但每天在家吃营养餐、一周只能吃一次甜品、课外时间都被母亲和教练划分，对于青春期的我来说，实在过于痛苦。本就被禁止一切零嘴的我，越来越不爱吃东西，哪怕一天至少包含一顿中餐，那些清汤寡水的做法也让我味如嚼蜡。

另一个苦不堪言的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有的是机会在工作间隙吃亚洲街，徒留我一人用越缩越小的胃口，与我母亲严格的饮食管理做抗衡。

所幸我十三岁时，终于有机会随我父亲长久地离开枯燥乏味的欧洲大陆，去中国大陆念书。中国美食真的数也数不尽，但不知是否逆反过头在短时间内吃了太多高油重口的东西，或是外祖父的日耳曼基因导致我并没有如我父亲那般拥有一个中国胃，总之我在中国经常因为水土不服，无福享受“美食自由”。

当时除了广州的培正，我还去上海、嘉兴，和日本的大阪念过中学。跟着父亲边走边读书导致我在最该发奋图强的中学时代念书念得稀稀落落的，祖父当年也是十三岁就去日本留学了，我在大阪读的中学校长是他的老同学，他老人家不知哪日心血来潮找老同学看了我的成绩单，然后紧急阻止了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极力劝说我母亲要把我接去加拿大读高中，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们常家三代人的藤校辉煌，止于我常自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