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手下的学生，要全心全意地医治病患，但也要全力保护自己。

生命受到威胁时逃跑，不是懦夫的行为。

陷入危险时大喊大叫，也不代表着不文明。

作为医生，只有完完整整的活着，才能够救更多的人。

后来，我有些理解这些闹事人的所作所为。

把亲人逝去的悲痛转移成对我们的痛恨，或许这样，他们心中的内疚感才会轻些。

砰——，搁在走廊的大花盆倒了。

那些家属还在继续推搡，黄主任见外面动静太大，让医助去喊保安。

他的脸上看不出情绪，语气也十分平静：“安主任，其实我很想不通，人人都知道医院可以治病救人，却意识不到这里也是要死人的地方，为什么呢？”

我不知如何搭这句话：“总得给看病的人希望吧。”

“希望？”黄主任像是听了个笑话，语气嘲讽，“安主任你知道吗，ICU每次的统计结果，家属的放弃率都高于病人死亡率。”

这个数据我是第一次听说，之前只知道ICU花钱如流水，可能最后还是熬着时间等死。

一位中年人进来找黄主任，弯腰向他道谢，说孩子情况稳定了，今天晚上从ICU转到特护病房，谢谢一直以来医护们的照顾。

黄主任笑着说应该的，神情中藏着一丝可惜。

我听见特护病房时，已经猜到七八分，等人走后问他：“变成植物人了？”

“对，18岁的孩子，上学遇到车祸，在医院外就发生了心脏停搏。”

听完黄主任描述，我也觉得惋惜。

按照以往病例统计，这种情况能恢复意识的不超过5%，概率太低。

外面保安已经强行分开闹事的家属，黄主任这才坐下，转着椅子面向我，说：“抢救的时候劝过他们放弃，就算强行救回来也是个植物人，相当于社会性死亡了，但没用，他们不听。”

我感叹道：“植物人的家属不都如此么，他们清楚这样不算活着，可只要那人存在，即使毫无意识，对他们也是个慰藉。”

“要是我，宁愿直接死了。”黄主任看着监护仪器，头也没抬，那笔划着备忘本，“安主任，你会做什么选择？毫无知觉的当个呼吸生物，还是有尊严的终止生命？”

我右手下意识握拳，又缓缓松开。

这个问题，我曾考虑过。

当时我毫不犹疑，选择了后者。

而现在，恐怕只有在降临的那一刻，我才会知道自己的答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选择的态度变得无所谓。

可能因为，太多次想要的和得到的不是同一个，渐渐就失去争取的勇气，也没有了非它不可的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