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还是选了最俭省的住处。那是一座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寄宿舍，房子很旧了，窗口对着冬天萧瑟的街景。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副桌椅，一只衣柜权当隔断，柜子后面就是盥洗用的水池。

墙壁很薄，传来隔壁无线电的声音，播放的却是她曾经熟悉的舞曲，叫她一瞬恍惚。直到用碱水洗去墙上的脏污，在旧床垫上铺开远道带来的朝阳格子布床单，她才慢慢觉得有几分真实，这里就是她将来生活的地方了。

不久跨入新年，一月份，研究院开学。她去学校注册，发现除了她之外，此地少有中国留学生，更少有女学生。而兼备这两个特征的，只有她一个。教室里总是一片西装的灰蓝，教授从来不叫她的名字。也许是想避免尴尬，怕她答不上来，也许只是嫌发音太麻烦。

而她只能埋头读书，为的是对得起付出的学费。她还是觉得这笔奖学金与程先生脱不开关系。

她很少有时间在寄宿舍公用的炉子上做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面包充饥，每天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匆匆往来，常常只留下她一个人，亮着最后一盏灯。

她不在意辛苦，只怕集体作业，没有人愿意要她。尽管那时已经考过几次试，而她每次都名列前茅，却还是要靠教授摊派，才有地方去。

同组成员都是男学生，比较有涵养的那一种，也一定读过几本毛姆，不致于当面问她奇怪的问题，比如裹脚是怎么回事你的鞋子里有没有塞棉花他们只把她当作是个负累，做不了事，却要拿分数的那一种。起初相处难免有些尴尬，慢慢熟悉起来，又说她长得像黄柳霜。那是个华裔演员，身材修长，穿旗袍，梳髻，总在好莱坞电影里饰演妖女。大约也算是一种恭维。

每次聚在一起讨论，煮咖啡总是她的工作。在她强烈要求之下，他们才分给她最简单的任务。但轮到下一次，却发现还是她做的那一部分最像样。

他们交换数据，检查修改。她一个点一个点地提问，锱铢必较地与他们争论。

“嗨，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他们笑着打断她，叫她别太激动。

“我只是在讨论问题。”她解释，明知他们只是挽尊，还是觉得无力。

作业终于完成，组员们相约去学校附近的酒馆，也礼节性地邀请了她。但她答应下来，他们又觉得意外，表情微妙地面面相觑。

几个人坐到酒馆里，聊天，抽烟，喝威士忌，渐渐当她不存在。但她没有告辞离开，一直坐在旁边听。别人大概以为她赌气，其实却不是。

酒桌上聊起杰西·利弗莫尔，一个从五美元起家，赚到五百万的股票大作手。期间两次破产，两次东山再起。1929 年纽约崩盘，他做大空头，转眼身价两亿。再到前一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证券交易法出台，他第三次申请了破产。最近又传出消息，说他老婆开枪打伤了儿子，他自己被俄罗斯情妇起诉，而后心脏病发。是否还会有第三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打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