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去看看他的，只是……”程佩青又道，但那句话却断在此处，再开口已经换了话题，他看着欣愉说，“我向虞经理问过你的情况，你放心，以后我会替你父亲照顾你，资助你读书……”

“谢谢，但是不用了，”欣愉婉拒，“我已经成年，学的就是银行一科，而且沪江本来就有勤工俭学的传统，能在此地做练习生，对我的学业没有妨碍，还有助益……”她知道自己说的只是浮在表面上的那些词句，掩盖着，掩盖着。

程佩青却当了真，看着她说：“你真的很好很好，让我想起你父亲。”

她不能再听下去，站起来说：“程先生，我还要……柜面上事情很多，我，对不起……”

话讲得零零碎碎，她转身退出去。程佩青有些意外，起身跟到门口。等在外面的虞经理也正用一种诧异的探究的眼神看着她，她努力克制情绪，又跟他们告辞，道谢，也不知谢的是什么，才终于回到柜面上。

接下去的那一整天，她默默做着手上的事情，不曾吃中饭，也不曾看见程先生出来，但一定已经走了。

挨到结束营业，她没有等沈有琪，也没留下来帮手整理，关帐锁了钞箱之后，独自一个人出了银行。

她在路上走着，无所谓到哪里去。曾经计划得密不透风的生活像是都破碎了，几点钟到何处，去做什么，全都已经毫无意义。她只是在路上走着，脑中尽是关于父亲的记忆。又或者说，并非都是记忆。她像是可以看到他的一生。

一个北方少年，小时候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后来逃难到上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凭着一副好身体，他被工部局警务处招了做巡捕。在戈登路训练站里受训，赛跑、负重、枪法，都是他拿第一。他身材高大不比锡克巡捕差，长相也体面。从训练站出来，他白天在马路上巡逻，夜里去外国人开的义塾读书。他做的笔录和报告都极其规整，捕房里的西人上司和通译都喜欢他。他们总把华捕看作原始人，懒惰油滑，而他是里面比较容易被教化的那一种。换句话说，他在捕房前途无量。

再后来，他遇到了那个照相馆里的女孩子。每次巡逻经过，总是看见她在店里忙，替客人梳头，画眉毛，或者手里拿个拨浪鼓，逗小孩子笑。她有一副特别温柔的眉眼。照相的孩子不曾笑起来，他倒先笑了，是许多年都不曾有过的纯粹的笑容。隔着橱窗玻璃，他朝她看，她也朝他看，两个人就这样认得了。他每天早上到她住的地方去等她，陪着她走去照相馆上班，等到夜里放工，再陪着她走回去。起初，两人一前一后，连句话都不好意思讲。慢慢地，才并肩而行，无话不谈。

于是，他们结了婚，努力攒着钱，造起一个小小的窝。两只箱子，一副桌椅，一张床，铺上朝阳格子床单。城市里不值一提的一小块地方，却是他们两个人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都装在那里面了。

于是，她怀了孩子。静谧的夜里，他伏在她身上听隆起的腹中发出的声音，猜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商量叫什么名字好呢

就这样，直到那一天，她躺到产床上。医生说来得晚了些，孩子出来了，弹了很久的脚底心才哭起来，声音细得像小猫。但她的血止不住，不停地滴落到产床下面一只洋铁皮桶里。暗红色的液体浮浮沉沉，她像是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惨白的躯壳。他悲痛欲绝，只觉这就是阿鼻地狱。

那几年在巡捕房做下来，他自以为已见过许多悲欢离合。苦主来认尸，盖布揭开，人厥过去，等到再醒来，只会发出动物一般的嘶嚎。可他偏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怕吓到孩子。

那个只有他两只手掌那么大的孩子，头发湿漉漉地黏在一起，脸上嫩红色的皮，好像气喘大了都会破似的，却又握紧了一对细小的拳头，拼尽全身力气地在哭，整副小小的躯体和着哭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