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她离开西雅图的时候是八点，又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到多伦多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在飞机上她又吃了一片安眠药，一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到了多伦多的时候，多伦多居然也在下雨，她出了机场，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黑皮肤的德国人，说起英语来的尾音短促又生硬，见她只背了一个包，好奇地问她：“您是来多伦多的游客吗？”

谢宜珩摇摇头，说：“不是，我在这里生活过八年。”

司机了然地点头。

她看向窗外，红白相间的街车叮叮当当地开了过去，这个街区是多伦多的小意大利，临着街的店铺酒馆都是西里诺曼式的风格建筑。

谢宜珩盯着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踌躇了许久，最终还给辛西娅打了电话，礼貌地问她明天上午有没有空。

辛西娅是她的心理医生。她第一次见辛西娅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亨利看她的精神状态实在不好，问她一加一都能说出三来，于是建议她去接受心理干预。

心理干预是潜移默化的，漫长的治疗过程。谢宜珩当了辛西娅四年的患者，最后这个和蔼的白人老太太告诉她，她已经不需要额外的心理干预了。

话虽如此，但是谢宜珩还是日复一日地觉得生活无望，最后辛西娅给出的建议是换一个环境，尝试着接触一些新事物。

然后她去了加州工作。

自从谢宜珩离开加拿大之后，辛西娅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这位病人的电话了，她有些微微的诧异，问道：“路易莎？我明天上午是有空的，你要预约吗？”

谢宜珩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街头涂鸦，神思恍惚，说了好。

谢准回巴黎去了，家里只有她和谭向晚两个人。阿姨热情地端出来了整只烤春鸡，谢宜珩本来也就不饿，草草吃了几口就上楼去了。

…

她只开了一盏壁灯，昏黄朦胧的灯光洒满了房间，床头柜上放着她的香薰机，氤氲着栀子和晚香玉的味道。之前谭向晚替她找充电线的时候看到了她包里那板白色的药，毫不犹豫地没收了。等谭向晚练完了瑜伽，板着一张脸上楼来问她：“怎么又开始吃药了？”

谢宜珩把手机一丢，头蒙在被子里，配合地打个了表演性质极强的呵欠，说：“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你少来，”谭向晚毫不客气地掀开她的被子，把鸵鸟从沙子里拖出来：“怎么了？和谁打架了？”

谢宜珩自暴自弃地用手背捂住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背对着她，说：“谭教授，我问你个事儿啊。如果有人去多伦多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投诉我学术不端，我的学位会被撤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