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9日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我在纽约长岛的住处，发现我的妻子并没有在地下室等我。”他眼中映出她的侧影，每个字音中都带着浓厚的鼻音，“我检查一遍屋子，发现了Sanchez Harris留下的信。鉴于他父亲生前的富有程度和影响力，我不得不相信一旦我向警方寻求帮助，Sanchez Harris就会像信中所说一样，立刻杀害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独自调查，一直在试图找到他们。”顿了顿，他捏紧麦克风，目光仍未从她那里挪开，“Sanchez Harris每个月都会寄给我录影带——通过无法追查的渠道。录影带的内容是他折磨我妻子的过程。我想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会愿意看那些录像带，更何况我是魏琳的丈夫。”

侧过脸环顾一眼旁听席，秦森记起那段他把自己关在租房里反复查看录影带的日子。他记得他拼尽全力集中精神，想要剔除他的个人情感。他记得他疯狂地摔砸家具，浑浑噩噩中绝望焦虑得不能自已。

“但是那些录像带是我唯一能掌握到的线索。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想从录像带里找到重要的破绽。我知道时间拖得越长，我的妻子和孩子就越危险。”他说，“后来根据录像带里的地下室格局、家具和各类工具的用材，我找到了X市。七千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七百万人口。我告诉自己这对于全球来说已经是个很小的范围，只要再加把劲我就能找到他们。可是在那以后，我找不到任何能帮助我进一步缩小范围的线索。那段时间我每天反复看那些录像带，已经开始精神失常。

“直到1999年1月31日早上六点，我看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她穿着单薄，蓬头垢面，看起来就像个乞丐。”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她那天的模样。他也记得他那时绝望而欣喜若狂的感觉。

“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触了电，一下子就清醒了。我冲过马路抱住她。因为我认得出来，她就是魏琳。”他听到了自己粗哑的嗓音，“当时她已经失去了孩子，全身都是伤，精神恍惚，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安全起见，我把她送到我的朋友简从卿的医院，拜托他帮忙。简从卿在给魏琳做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她的头部有一个术后伤口。脑部CT显示，她的眶额皮层遭到了创伤，可能会影响部分情感功能。而人格测试的结果表明，魏琳已经有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重新看向魏琳，秦森注视着她一动不动微垂的侧脸，还能记起她评价他不擅长讲故事时的笑容。他希望这不是他讲得最糟糕的一次。

“变态人格的脑起源——也就是眶额皮层功能障碍对变态人格的引发，是我这些年来投注最多精力研究的项目。只要证明了这个假设，就可以进一步研究眶额皮层功能的恢复对后天型反社会人格的纠正作用。虽然不排除极端分子利用研究成果制造‘反社会者’的可能性，但我们应该着眼在研究成果对犯罪分子的改造作用——一开始我一直抱着这种态度进行研究。但是在知道Sanchez Harris利用我提出的这个假设把我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反社会者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摧毁我妻子的同时，也摧毁了我的一切。我的事业，我的孩子，我的妻子。还有我自己。什么都毁了。”

最后一次将目光投向旁听席。他的视线扫过每一个人的脸，最终落回那个女人身上。

他知道那是他的妻子。哪怕她已面目全非，他也从来不会认错。

缓缓张合嘴唇，秦森从嗓子眼里推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死有余辜。可这一切都不该由我的妻子来承担。”

他看到魏琳身形微动。而审判长已经兀自推进了流程：“上述意见均已记录在案。法庭辩论结束，现在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在法警的搀扶下，她站起了身，在麦克风前稳住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