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庆堂见状，就变本加厉的说，这段时间我在你们那儿，抽的烟你就包了吧。我捐了那么多的党费，抽几根烟，你总不会小器吧？

老周哭笑不得的说，你那不叫党费，你还不是党员！

那么多真金白银，国民党的省长都买得来，还买不来你们的一个党员？

买不来！老周斩钉截铁的回答。

毕庆堂沉吟良久后方说，如果你们得天下后，还能做到这样，那才是真的本事，只怕难啊。贫而富易，百恶丛生；富而贫难，一善从衷。

毕庆堂走后的第二天，谭央就去毕公馆取回了他们结婚时的戒指，稳稳的戴回到手上。从这一天开始，她和女儿在上海的租界日复一日，坚定而充满希望的守候着他的归来。

两个多月后，辗转收到了毕庆堂的信，他说他到了西南地区，在那里随老周的部队打日本鬼子，因为他枪法很好，所以他虽也上前线跟着打仗，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营地里训练新兵们的枪法，那些年轻人还全都喊他毕教员，真没想到这辈子，他毕庆堂还有做别人老师的机会。同时，他也希望谭央不要过于担心他的安全。

就当连毕庆堂这样的人也投入了抵抗侵略者的站争后，长久的相持后，日本人终于逐渐露出了颓势，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开始取得了主动权。

毕庆堂一直给家里写信，由于局势动荡，有时三五个月也等不来一封信，有时，一下子会收到五六封，偶尔中间还会有信遗失。他的家书越写越长，字字情真意切，是对家的思念，更是对来日团聚的向往，他在信里告诉谭央他的所见所闻，倾诉他的看法和观点，这些在从前，是很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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