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人提到章湘凝，刘法祖便神色一黯，在吴恩的质询下，看着屋子里的同行们，刘法祖从容而坚定的回答，知道，可我更知道，这件白色的大衣一旦穿上，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救人于病痛便是我们责无旁贷的重任，做医生的，是没有那个资格去挑拣病人的！希波克拉底说，无论置身何处，无论自由民与奴婢，我们都要一视同仁的为病家解除痛苦，因为生命与医术的无上荣光，不容玷污！这些话是我们学西医之初便立下的誓言，法祖又岂敢轻易背弃？

日本人给我的家庭与国家带来的痛苦，我不会轻易忘记，可是，是不是敌人泯灭人性使得生灵涂炭，我们也要随着他们一起拉低自己的道德底线呢？如果我的职业是军人，那我会像内兄一样为家国浴血沙场，可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哪怕这个人多么的十恶不赦，即便他第二天就要被送上法场去执行死刑，可是今天他是我的病人，我就要解除他的病痛。命悬一线的时候，为医者看到的只是病人，不该有其他的顾虑。去医治一个病痛垂死的敌国伤兵，作为中国人，这不意味着我在助纣为虐，而作为一个医生，最基本的，要对生命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

刘法祖说完这一席话就迈步出了房间，紧接着，那位年龄很大的张医生也戴上白帽子出了门。谭央和林稚菊一直坐在窗户旁边，在林稚菊独自发呆时，谭央碰了碰她的胳膊示意她向窗外看。

外面的院子里66续续停下几辆卡车，士兵从卡车上抬下一个个的担架，离她们最近的担架上是一个年纪不大的日本兵，身上很多地方都缠着绷带，稚气未脱的脸因为失血过多而煞白一片，他的眼睛只留下一条缝，微张着嘴努力的喘着气，常年呆在医院的人最明白，这是在病痛的挣扎下竭力求生的人所特有的表情。

近乎于本能的，谭央迅速的换上白大衣，一声不吭的出了门，林稚菊在和吴恩说了两句话后也拎着白大衣走了出去。

那天忙到很晚，谭央在会日文的林稚菊夫妇的帮助下和一个受了伤的高级别军官商量，借用了他们军队的电话。听筒只响了一声，那边很快就拎起了听筒，还不等谭央说话，电话那边，毕庆堂就焦急的问，小妹吗？到家了吗？

谭央的心头一热，眼圈也跟着红了，他果然一直守在电话边，等着她的消息。看着腕上手表的时针刚指到两点，谭央有些哽咽的回答，没有，日本人找我们给伤兵治病，暂时还回不去还不等谭央把话说完，毕庆堂就连忙大声道，小妹不要怕，我都知道了，我想了办法，明天上午就能接你回来！

谭央晓得是自己的哭腔让他会错了意，便赶紧稳了稳心神，不，不是，我就是要告诉你，我在这里医治伤兵没事，过几天就回去了，别为我担心，顿了顿，她又一板一眼的说，别为了我去和那些日本人谈条件，不要冒那个险。毕庆堂一愣，随即缓缓点头道，好，我知道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