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手下绝大部分人跟他并不是一条心。

这个事实令他绝望。但他反复确认过。

抬起头看向房梁，耿安国喟然叹息。

当他还是个乡间少年时，他跟他的伙伴们无不嫉恶如仇，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地主大户恨之入骨，每日都想着要如何食其肉寝其皮。

在最开始的记忆中，一家人还算有的吃，但在父亲生病，祖传的田地被迫典当之后，傍晚时无力地头靠门槛坐着，望着日暮降临的天际，肚子饿得火烧一般难以忍受，手指头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的情景，便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十三岁那年旱灾，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他十四岁的兄长到河里捞鱼，碰着里长家的一条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那条看门犬平日里被里长家的儿子牵着，没少在乡间追逐少女，咬伤过好些人——里长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是他兄长打死的，叫他兄长背着死狗游街，还要他家给死狗买棺材、请巫士做法事。

他家连吃的都没有，哪里有钱做这些，便是买棺材的钱也没有，一家人都去里长的家门前跪下了，低三下四不断磕头求饶，仍是半点用处都没有。

他的兄长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冤屈，不能看着家人为他受苦，一头撞在了里长家门前的石柱上，当场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就这样，里长还不依不饶，骂他们一家人都是贱骨头，还说什么那条狗是他的心爱之物，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就此罢休。

耿安国的兄长本想一头撞死，但并没有当场死去，在床上挨了几天，本来是有救的，但别说及时请大夫救治了，连吃的都缺少，最终活活给拖死了。

而里长家里的狗，里长嘴里情同手足的存在，听说后来让他们煮了吃了。

在后来的岁月中，耿安国逐渐明白，里长是因为知道乡民对他有怨言，愤怒于乡民敢打死他的狗来泄愤，所以才百般刁难他们家，以此震慑其他人。

在当时，眼看兄长瞪着悲愤的双眼咽气，年少的耿安国痛下决心，就此走上了反抗压迫的道路。

他埋伏里长的儿子，用柴刀将对方砍死，又趁夜烧了里长家的庄稼，点着了对方的房子，逃出家乡做了贼寇。

几年之后，在梁山站稳脚跟的耿安国，带着人回到家乡，血洗了里长家，亲手割下了里长的人头，摆到兄长的坟堆前祭奠。

他把双亲都接去了梁山。

里长虽然杀了，自己也富贵了，但这么些年来，耿安国从来没忘记瘦得皮包骨头，满脸青黑的兄长死在床上时的眼神。

成为义成节度使，对耿安国来说是一件大事，意味着很多。

梁山众兄弟加官进爵的加官进爵，没有加官进爵的也获得了丰厚赏赐，他们的家人都从山野到了州县城池，有了自己的产业、田地。

一开始，耿安国觉得自己让众兄弟的家人安居乐业，只要劳作就不愁吃穿，有军队撑腰也不会再被州县官吏、乡绅欺负，必然可以生活得顺心如意，是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好事。

但很快，耿安国发现他错了。

错得很离谱。

第七五二章 两难（下）

他做成了一件大事，却未必是好事。

他以为梁山众兄弟的家眷，能安居乐业不会再受欺负便万事大吉，然而事实却是，他们由被欺负的人变成了欺负人的。

现如今，梁山众兄弟在义成军中是绝对骨干，但凡有点官职的，都购置了不少田产，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大户，乃至坐拥商铺。

即便是没有官职，仗着身后是整个藩镇军，在市井中都是横着走，看人的时候鼻孔朝天，嗅到钱财的味道便一拥而上。

他们曾经都是穷苦人，而且是活不下去上山为匪的穷苦人，他们曾经受了很多苦很多难，现在他们发达了，皆是迫不及待欺负回去。

只不过，他们欺负的主要对象不是达官显贵，而是地位实力不如他们的弱者，是那些跟以前的他们毫无二致的底层农夫、小商小贩。

他们在市井中耀武扬威，觉得谁不尊重他们，没有及时给他们行礼，不曾主动在道路上避让，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夺走对方的家财。

他们在乡野间横行霸道，为了购买平民百姓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家产，无所不用其极，勾结官吏指派里长驱使地痞，那是常规手段。

地主大户曾经是怎么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现在他们就怎么去迫害别的平民百姓，至于恩威并施强娶民女，多得已是不值得一说。

连污了姑娘清白身子提起裤子就不管的事，都屡见不鲜。

一言以蔽之，他们以前是孙子，现在都成了大爷。

这种现象不是一蹴而就，在耿安国刚刚成为义成节度使时，梁山众兄弟还保留着国战义士的风貌，并不曾横行无忌。

但随着耿安国地位稳固，义成数州无人可以撼动梁山营的地位，大伙儿开始购置产业，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巴结众将士，越来越多的银子进入手中，荣华富贵锦衣玉食成了等闲，为所欲为的强权带来的无上快感，日复一日改变了众将士的心智。

大家开始觉得这是苦尽甘来，觉得这是沙场搏命该有的成果。

若不是为了钟鸣鼎食、有钱有权，当年拼命奋战又是为了什么？

大家放松了心神，在纸醉金迷中乐不思蜀。

大家纵情享受富贵人生，颐指气使的做着人上人，把平民百姓踩在脚下，并认为一切理所应当。

凡此种种，耿安国不能接受。

他兄长就是被里长害死的，他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做贼的，他怎能接受有平民百姓，被自己的人欺负成那个样子？

他无法理解梁山兄弟的转变，就像梁山兄弟无法理解他的坚持。

耿安国尝试过整肃众兄弟的生活作风，却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官吏也好将校也罢，都认为一切理当如此。

他把众兄弟逼急过两次。

头一次，众兄弟跟他大述兄弟之情，回忆在梁山、郓州并肩作战的艰苦；第二次，众兄弟直接问他，是不是不想兄弟们过好日子。

耿安国莫说下不去手杀人，连驱逐一些兄弟都做不到。

这些可都是他的生死兄弟，是共过患难、相互救过命，从死人堆里一起爬出来的手足，世间还有什么情义比这更大、更重？

而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