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得头皮发麻皮肤发痒，关节骨骼都泛起了松快的脆响——要不是现在还有宫人心腹随时窥伺，他恐怕早就跳下蒲团炼得身形似鹤形，或者倒在床上四处翻滚，用手指甲将床单硬生生抠出大洞了！

当然，即使顾虑到外人旁观，皇帝的脸色依旧是急剧变化难以自控，就算尽力压制镇定心情，也只能勉强停留在一种似笑非笑似绷非绷的境界，仿佛下一刻就要压制不住，放声大笑出来。这表情如此之古怪稀奇，以至于提心吊胆窥伺在侧的黄尚纲都起了满脑子的官司：

——不是，不都说皇帝头部的后遗症已经消失了吗？这怎么看着还这么离谱了呢？

皇帝显然不会在意大太监的心情。他咳嗽了几声，慢慢开口：

“你到文渊阁取一本《后汉书》来，朕要看一看。”

什么“罗马”他不明白，但对“大秦”还是有那么一点印象的。聆听天书之后，飞玄真君好奇大起，已经打算摸一摸这“罗马”的底细了。

黄尚纲赶紧俯首答应，真君则重新闭上眼睛，再入寂灭深定之中：

【不过，虽然被视为世界历史转折的里程碑之一，但长久以来，对《上虞条约》的研究是并不充分的，视角也很受局限。这在相当部分源于原始资料的匮乏——身处历史转折的个体并不总是能察觉到风向起伏的变化，至少在签订条约的当日，中葡两国的主要参与都并没有太看重这一场海战的结果。葡萄牙一方的维第格拉伯爵将战败引以为莫大的耻辱，终身未曾提起一字；中方主持谈判的海刚峰则秉持了从政以来公私分明的习惯，没有在文集中记载交锋的细节。所以长久以来，关于上虞条约仅存的详细资料，居然只有穆国公世子上陈给皇帝的《上虞奏报》。

但是吧，如果你选择相信这一份奏报，那么上虞条约的签订，其实就是“彰显了中葡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平等与自由的象征”——这么一大堆的溢美之词，与事实不说是若合符节，至少也是毫不相干；历史学家们苦心孤诣去伪存真，进度缓慢也是有的。

直到一百五十年前，整理东印度公司档案的专家们才有了意外之喜。他们从多年的废纸中找到了前董事会主席儒望遗留的日记，而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则堪称史学界的宝库，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甲寅变法之后中西交流的历史研究。而其中，对《上虞条约》的冲击，则是最巨大、最彻底的，几乎完全扭转了穆国公世子在奏报中为自己塑造的人设。

是的，虽然现在的初学者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儒望日记问世之前，受《上虞奏报》的影响（仅存的只有这么一点资料，事实上也不能不受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穆国公世子只是谈判中的边缘人而已，他在奏报中表现得如此单纯、无害、天真，完美的吻合了大众的期待——一个涉世未深的，幼稚的，甚至有些愚蠢的贵族，完全无力左右谈判的进程，只能蜷缩在幕后围观交锋，甚至有被葡萄牙人玩弄于股掌中的嫌疑——在日记出来之前，世子基本就是这么个形象，就算有人质疑，也找不到什么根据。

但日记完全改变了这一点；在儒望陪同参与《上虞条约》谈判的十余日中，他将幕前幕后的消息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了下来；各种细节互相比对彼此瓜葛，揭露出了血淋淋的事实。其中关于穆国公世子的部分刺激而又敏感，以至于后世史学家甚至又戏称《儒望日记》为《穆国公世子的双面人生》，两种资料描述角度差距之大，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惊人。

至于怎么个“双面人生”嘛……这里我们可以稍举一例——在穆国公世子的奏报中，他自己是“体贴大局”、“全力维持中葡友谊”，到了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还在念念不忘的维护所谓外交的体面，天真到近乎于迂腐；但在儒望的日记中，世子是这样描述中葡两国传统友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