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内心十分煎熬，忍不住喃喃自语：可我食君之禄，当忠君之事，总不能附逆韦太后虽非贤明，但身为臣子，理当拼死直谏

这就是绝大多数世族出身的臣子，虽非韦氏党徒，效忠的仍为正统，他们应当禀持的信念，是就算君主采讷谗臣之谏，推行谬政，也不能因为君主的过错，便心怀逆意，而理应上谏君主拨乱反正，以社稷民生为重。

世父，恕远直言，倘若眼下情势，还禀持忠直，便是京兆王氏一族满门死谏，也不会改变什么，既不能挽救社稷于危急，更不能坦庇百姓于水火，正如工窑令，难道大父没有直谏谬处?韦太后又何曾有过一丝动摇?大父当日如果宁死不屈，也无能改变什么，反而搭上阖族性命，也会牵连诸多门生。

那么，难道当真只有附逆这一条路?王绩苦笑。

王远致没有伯父那么多顾虑，他在大父那里受到的教育，从来不是愚忠君王，而是当君主不贤，审时度势便是臣子必须，这就好比前朝广帝，横征暴敛遭至天怒人怨，周高祖于太原起兵，终于将广朝江山推翻，京兆王从那时便辅佐高祖，对于广朝而言，无疑便是逆臣贼子。

当时的确有些所谓忠君爱国的臣子，拼死上谏，力请广帝废除暴/政，结果便是广帝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尽数赴死，这些人虽然忠心可鉴，但他们的死亡可有丝毫价值?

百姓不会歌颂他们的忠义，因为并不是他们把万千百姓带离了水深火热。

人可以不惧死，但不能死得没有价值。

这是王远致一直铭记的话，但他知道一时难以说服王绩。

此事，还当告知大父决断。

这样的建议让王绩如释重负：事关社稷，亦关家族兴衰，的确当禀知父亲决断，我这便修书已经是冲书案过去了，王绩又忽然顿住脚步：这等性命攸关之事，怎能见诸文书?我真是急得糊涂了。

他沉吟片刻，再次看向王远致：十四郎，你若非随我前来云州，这时早已授职，眼下云州已成规模，最艰难之时已然渡过，你也不应再耽搁仕途了，便就回京吧，正好可以将你推断如实禀知父亲。

王远致虽然并不急于授职，但也认为由他亲自面禀大父这至关重要一事最最妥当，云州这时属官也逐渐齐全，如孟飞笛、罗厚等等都甚有实干，工建等事不需发愁，虽铲除云州王一事颇有风险，但有晋王妃主持布署，相信胜算甚大，他便是留在这里，实际上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故而没有推辞，应诺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