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思雅伸手要回了名册：“现在说谢还早了。名册上记录了，你的录取通知书10天前就已经到了县里，并由县里发到了你们公社。你说现在还没领到通知书，那其他人的通知书到了吗？”

“到了，有三个同志都收到了，就我的还没收到。领导，我的通知书什么时候能收到？”

余思雅被这声“领导”弄得头皮发麻：“你叫我余厂长吧，我这个小组长只是暂时的。我是清河鸭养殖场的厂长，叫我余厂长，余同志都更合适。根据教育局的记录，你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到了你们公社，但你现在还没收到，那问题应该出在公社。查案这种事应该交给专业人员，这样吧，一会儿我带你去公安局报个案，让公安同志随你去公社查找录取通知书。”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杜锋年激动坏了：“好，余厂长，我听你的，谢谢你。”

余思雅朝他笑了一下，扭头对教育局的同志说：“像杜锋年这样的事不知道还有没有，为了避免其他看到报纸报道，对自己成绩存疑的考生挨个来教育局查成绩。我有个提议，咱们在教育局门口贴一张红榜，公布所有考中的名单。本来嘛，考上大学是一件大喜事，这么多人考上，也是咱们辰山县教育局的成绩，张贴出来，大家都沾沾喜气，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样万一这两天还有听到风声跑来查成绩的考生，就可以完全自己去看红榜了。

只是贴几张红纸而已，教育局的同志都没意见，于是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教育局最不缺的就是人才，一旦定下来，就有毛笔写得很好的老同志主动表示要来誊写红榜上的名字，于是这个事就交给了他们。

余思雅则带着杜锋年去公安局报案。

她之所以不介入，一是不想太过出风头得罪人。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些能无视法纪，以个人之私扣留别人的录取通知书，铁定不是什么好人，能不正面跟他们对上就尽量不要。

此外，公安的处罚更重一些，抓起来就要进牢房。一旦进去，哪怕出来了，在村里的名声也别想好了，大伙都会很瞧不起坐过牢的人。还是那句话，凭什么毁了别人的前程，毁了别人一辈子的命运，就撸个职就完事了？这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到了公安局，罗援朝看到余思雅，立马笑了：“弟妹，你怎么来了？这是？”

余思雅笑着说：“罗队长，我们是来找你报案的。这位杜锋年知青的录取通知书不知所踪了，得请你们帮他找找。”

罗援朝想起就短短几天时间，这位弟妹在全县乃至全省刮起的旋风，顿时不敢小觑，指了指椅子：“大家坐下说，我做个笔录。”

余思雅朝杜锋年使了一记眼色。

杜锋年已经从狂喜中回过神来，知道自己是遇上了跟楚玉涛差不多的情况，录取通知书被人扣下了。他非常愤怒，但还是克制着怒火，将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最后补充道：“我跟公社管文教的副主任关系不大好，曾因为一点事得罪过他。”

这时候管文教的副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副乡长，主抓教育。

罗援朝多了问了一句：“哦，你因为什么得罪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