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俊讲故事的功力并不好，却也不至于开口千言离题万里。在他简略的叙述下，安良很快就明白了当年在酉阳，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明白了那些诡异的不合理之处，都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在自我保护地欺骗自己。

在精神病理学上，也有过自责太重，重到了当事人无法背负的地步便会转而寻求合理化的替罪羊以减轻无处不在的痛苦的先例。这些病人们会因此产生妄想和难以分辨的虚幻现实，严重的时候会活在自己所构想的世界里，并对脑海里自己赋予特定事物的解释深信不疑。

这是人类的大脑自我保护的本能，让我们不至于被悲伤和自责击垮。但是这样的病人会一直在虚幻与现实的分界线中挣扎，偶尔意识清明的时候，会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对于当下的环境节点更加无法接受。刘翰的自杀，应该就是虚幻与现实交界时的天光乍破，摧毁了他最后活下去的意志。刘翰的儿子是先天性的心房缺失，这种疾病的患儿即使是生活在富裕家庭中，医药费也是一笔不能忽视的巨大开销，更何况是刘翰这样的普通农村家庭呢？

在孩子出生的一年之后，刘翰的妻子就离开了家乡去打工，从此以后音讯全无。一个先天性心脏疾病的患儿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负担。安良曾经见过这样抛弃孩子的先例，他却无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这一行径。

未切身地经历过他人的苦，怎么会知道人生的苦楚有多么难以背负呢？

然而刘翰大约是没有听村里人的劝告放弃这个孩子的，他与自己的父母一起拉扯着孩子长大，倒也有惊无险地长到了六岁。

五六年的好时候让他产生了一些妄想，也许自己的儿子真的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

但是老天爷大概不会费神去眷顾普通人，随着患儿的长大，对于心肺功能的要求逐日提高，刘翰终于发现，自己先天性心房缺失的孩子也许真的没有办法长大成人了。

普通的凡人在亲情与爱意的催动下，也敢产生一些与天抗争的勇气。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刘翰将家中的地承包给了别人，带着孩子来了重庆。他一边靠做外卖员打工，一边带着自己的儿子在重庆市的医院里寻医问药。

安良知道，儿童先天性心房缺失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不治之症了。除非不计成本地保孩子一条命等到可以心脏修复或是移植的年纪，否则的话寻常的吃药打针几乎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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