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要是跟庄晏打起来，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庄晏，毕竟人家庄晏是请了专门的格斗老师教格斗。

听到这话庄晏反而沉默了。“为什么打架？”他问。

盛时侧过头看他，眼睛在路灯的映照下温柔如海。“我跟你说我父母早就去世了，对吧？”

“有人欺负你是孤儿？”庄晏皱眉。

“那倒也没有。那会儿我都十四五了。我呢，是厂矿子弟，那时候矿上已经衰落了，破破烂烂的，家家户户都发不出工资那种。学校好老师也走得差不多了，大家每天没事干就在街上晃，为了什么仨瓜俩枣的事都能打起来，打架就是家常便饭。”

矿区红火的时候，城里的姑娘都想嫁到矿上，因为能给分套房子。然而随着开采枯竭，地下空心化，当年让矿上职工自豪的“单位房”也渐渐布满裂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有钱的渐渐搬到市里，穷人就困死在矿区，房子实在没法住了，还有卷着铺盖，蜗居在工棚里的，工棚年久失修，哪天外头下大雨，棚里就得下小雨。

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破破烂烂。昔日拉矿石的大车将路面压得坑坑洼洼，顾不上修，光景好时，那是矿区产能的勋章，光景不好时，一个个坑就成了残破绝望的疮口。

那种破败窒息，那种逐渐腐烂、死去的感觉，贯穿了少年整个青春期。

“国有矿不行，很多人就去了私矿，工资给的高，就是安全没保障。你都不知道那会儿私矿跟大矿工资差别有多大——私矿每天下了工，能去公共浴室洗个澡，大矿上来就只能拿毛巾擦一擦。我父亲就在私矿，当安全员的。后来私矿发生事故，他就没了。”盛时简短地说。“老板为了少赔偿，不承认是安全设施有问题，坚持说是安全员操作失当，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

八天八夜在坍塌的矿井周围等待、呼救、大哭、无措，拉上来砸得变了形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办丧事、谈赔偿，汹汹而来要追究安全员责任的老板和打手……

“当时那事搞得挺大的，就把记者给招来了。调查了快一个月，才证实了的确是私矿安全设施有问题，不是我父亲的错。”

“所以这就是你后来选择干新闻的理由吗？”庄晏问。

“不。”盛时顿了顿，表情有些复杂。“当时我母亲有尘肺病——她之前在石棉厂轧棉，石棉肺，你知道吧？得这个病，既痛苦又没得治，我爸刚没了，她不忍心抛下我一个人，就接受了私矿老板的条件——30万，她带我出去躲了几天，我爸手里的关键性的材料，没给那个记者，最后这个报道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