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什么？”问完,朱翊钧就意识到问题出在内部。

张居正又道：“早在正德年间，俺答的祖父达延统一蒙古各部，称汗,就开始向我们求贡。”

“边境上也出现过一些自发的马市，进行互市，却时常因为战争中断。”

“从嘉靖十一年起,俺答也多次向咱们求贡，都被拒绝了。”

朱翊钧又问道：“为什么拒绝？”

“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这个问题张居正并没有急着回答他：“殿下不妨自己找找答案。”

朱翊钧思忖片刻：“好。”

下来之后,朱翊钧又开始查找资料,从嘉靖十一年开始，甚至更早,从正德年间的达延汗开始看。

这是一位草原上的中兴之主,他平定右翼,统一蒙古，在成吉思汗墓前称汗,给草原带来了一时的宁静。

与此同时,牧区人民生产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显现出来,他们急需中原发达的农耕和手工业进行补充。

因为有了需求，边境贸易应运而生。就像张居正说的那样，在边境也曾出现过马市，短暂的进行货物流通，但都被战争中断。

蒙古骑兵骁勇善战,而明朝自宣德之后，文官崛起，武将没落,战斗力也越来越弱，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占不到便宜，便以经济封锁作为反击。

如此一来，草原牧区的物资匮乏进一步加剧。一些草原领主便开始南犯抢掠，掳得的物资并不能解长期以来短缺的困境。

明朝也不能白白被人家烧杀抢掠，必定要进行报复，除了经济封锁之外，每年秋季，还会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使牧区的牲畜因为缺草而无法过冬，这叫“烧荒”，除此之外，边关军士还会偷袭蒙古营地，驱逐大量的牲畜，这叫“捣巢”。

嘉靖十三年，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第一次求贡，被拒，求贡使者遭到诛杀。俺答汗遂以武力相威胁，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犯边，烧杀掳掠，以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最为严重。

即使俺答汗已经逼近北京城，目的也依旧明确——与明朝通贡互市，派遣使者持书入城求贡。

慑于俺答汗的兵力威胁，明朝只得答应开放马市，但只限于大同、宣府两地，且贸易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这远不能满足蒙古方面的要求。

俺答汗遣使要求扩大贸易的范围，世宗想起被人家打到了皇城根儿下，就恨得咬牙切齿，非但拒绝所请，甚至关停了马市。

于是，明朝与蒙古的贸易再次中断，战争持续至今，又是二十年。

俺答的求贡书多达十几封，被朝廷诛杀的求贡使者，也有数人。

就像朱翊钧所想那样，朝廷每年要花费几百万的粮饷开支，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蒙古人的目的也不是打仗，而是通贡互市，无论是汉民还是牧民，生活在边境百姓更是饱受战争的摧残，大概从中获利的人只有那个白莲教的头目赵全。

究竟是

什么阻挡了明朝与蒙古战争走向和平，从交恶走向互市。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是仇恨。

从太祖高皇帝兴兵开始，与蒙古人的仇恨延续至今已有两百多年。

朱翊钧还记得，每次皇爷爷不得不写“夷”这个字的时候，都会刻意写小一些，高拱还曾因为这个字差点被罢官，可见其对蒙古人深恶痛绝。

如此深重的民族仇恨很难消弭，直至今日，朝中仍然有一大批顽固派，坚决反对与俺答通贡互市。他们认为，大明乃是泱泱大国，怎可放低身段，与蛮夷谈和。

当年的“土木堡之变”历历在目，前车之鉴不可重蹈覆辙。

蒙古人狡诈之极，把汉那吉投降，说不定就是他们的阴谋，授予他官职，到时候，俺答汗挥兵南下，祖孙俩里应外合，岂不是要打到紫禁城来。

俺答汗一心想要通贡互市，目的是想要借助朝廷封的官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方便与其他草原诸部抗衡。

他的目的并不单纯。

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朱翊钧也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户部、兵部以及一些地方官，因为贪墨粮饷被弹劾和罢免的官员多大数十人。

看来北部战事也是许多人的摇钱树，砍了这棵大树就是断了他们财路，他们怎么能不反对？

与这些顽固的老臣不同，高拱和张居正两人则是积极推动此事，理由有也很简单，别管对方有什么目的，先看自己有什么诉求。

从嘉靖朝后期至今，国库连年亏空，入不敷出，从地方经济到国家财政一塌糊涂。想要巩固边防，经济才是基础。想要发展经济，先得平息各地的战事，无论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