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民主制度，这个制度讲求的是忍让，忍什么？忍着脾气，在商谈的时候不会忍不住挥出愤怒的拳头；让什么？民主制度就不讲求包赢，而是双赢，必须双方都满意，最少也得不满意但能接受的达成基本共识。所以谈判协商的过程，寻求的是交换、妥协。凡事有捨才有得，如果要大家都听自己的，自己百分之百掌控一切，那就是专制独裁了。而其他人都将不满放在心中，即便一开始很有效率，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嘛！能不有效率吗？但其他人的不满累积到一个程度，恐怕不会让这个制度运行多久…。

基于这样的认知，王绍屏很清楚，如果不推动民主，自己现在努力的一切，即便使用武力振摄，能维持几代人，最后还是得灰飞烟灭。所以他才会想到运用「分省自治」作为对话沟通桥梁的主张，开始让各个政见不同的政治人物有一个和平对话的练习机会，以便让他们逐步养成民主妥协的习惯，不至于动輒拔枪相向。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不缺独裁者，但却缺乏一个强大的平衡、仲裁者，平衡各方武人，仲裁各地方纠纷，然后让民主思想与制度能逐步落实。而王绍屏决定扮演这样的角色，不单单因为他的根在海外，还有他的理念和坚持。

而他推动的这项制度有别于过去「联省自治」那种佔山为王，以地方势力利益优先，并相互勾结自保的概念。他的主张比较像是建立类似美国参议院模式的「联省会议」，以十年为期，暂时取代国会的地位。为什么要暂时取代国会呢？因为中国人还完全不了解国会存在的意义。国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代表着地方利益的折衝樽俎，以美国来说，无论是以州为单位派出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还是以人口为基数进行选举的眾议员，都是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参议院成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代表州的利益，那么人口怎么代表地方利益呢？不要忘了，人口代表着地方行政区的层级，人口少叫村，稍大一点的叫乡，再大一点就称为镇，之后无论县、市都是以人口为基础，地域大小倒在其次。而眾议会的存在就是代表着地方行政区郡、区的利益，万一州和郡、区的利益不符，那么眾议员代表的就是更基层的民意。所以美国一开始的制度就很清楚，参议院代表着州利益，所以管外交、国防等联邦事务，而其他内政就交给眾议会。万一有重大事件，则必须通过参、眾两院的联合通过或否决。

而反观民国肇建，国会一开始就代表着南北两方的意志，但和地方利益完全无关，他们争执的是谁执政。国会最重要的是透过税收和立法来限制行政权无限扩张，但是民国初年的国会从来没有展现过这方面的力量，除了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与眾议院议员选举法，参眾两院国会自己并没有通过什么有力法律，更不要遑论什么税收了，能够审查预算案就是大总统或内阁的恩赐。三百一十二个政党最关心的就是选举总统、通过内阁人选。曹錕贿选之后，国会议员只代表个人(军阀)或政党利益已经昭然若揭，和地方民意已然脱节，即便孙中山成立非常国会，依然也是广州军政府的橡皮图章，代表着孙中山个人意志罢了。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一下当初在王家内部讨论这个议案时的情况。当王绍屏侃侃而谈自己的构想，不经意提到民初的国会乱象，当初终止约法、解散国会，导致爆发南北护法战争的罪魁祸首段祺瑞听了之后，十分羞愧地说：「我当时还真不知道约法、国会对稳定国家有这么大的帮助，我就认为他们碍着我的事儿…，唉！真该怪我。」曹錕则是一脸笑嘻嘻地安慰他说：「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嘛！」没想到王绍屏马上又提到贿选一事凸显了国会议员只顾私利的一面，当时的当事人曹錕有点尷尬的摸着自己的大光头，扭扭捏捏地说：「这个…这个…曝露国会议员的阴暗面，这样我算不算有功呢？」眾人实在忍俊不住，纷纷哈哈大笑起来。冯玉祥终于找到机会欺负一下曹錕，于是语带讥讽地说：「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吴佩孚也不甘寂寞地说：「当初你就没支持段老担任执政？」眼见脾气大的冯玉祥就要恼羞成怒，机灵的曾昭吉立刻打圆场的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即便你们在那个时候遇到台生，你们也不会相信他现在说的话，你们还是会照原来的方式去做，毕竟权力就像吸毒一样令人沉迷。不过，现在大家不就坐在一起，希望弥补过去犯得错误，重新为中国民主谋划吗？那么过去就让它变成我们的教训吧！知耻近乎勇，不是吗？」曾昭吉话一说完，现场掌过权的老先生都低头不语得思考了许久。接下来的气氛就融洽许多，让王绍屏才得以继续把自己的想法说完。

接着王绍屏继续指出，国会的威信本来就来自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美国建国初年，州的权力大过于联邦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民国肇建之后，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实力派都不在乎国会，只把参眾两院当成自己的橡皮图章。军阀混战之后，有实力的军阀更是因为国会没有代表自己的国会议员，加上国会根本控制不了国政，以至于参眾两院尊严更是严重扫地。导致当地方之间有了衝突，最好的办法还是武力解决。

而王绍屏主张成立联省会议，就是重新把所有军阀纳入议会政治，尝试让地方实力派重新回到会议桌上来，让联省会议重新成为平等且能和平对话的平台。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大家放弃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训练大家建立民主对话的习惯。这样的设计，或许在很多地方还是差强人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民主训练相较于国府的所谓一党训政，可算是集思广益、集体练习的初级民主制度了。他这个主张，最终当然获得当年「祸国殃民」的那些长辈们的一致赞同。或许是因为他们下了台之后，失去了权力，才能理性看待国家制度规划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汲汲于追求集中权力之后的运用吧？

除了对话机制的建立，王绍屏还力主统一的监督，毕竟满足了军阀利益，总不能苦了老百姓，而能贴近照顾老百姓的制度莫过于独立、而且强而有力的司法制度。对行政措施不满意，告！对地方恶法，认为违宪，告！除了民事诉讼，政治也是透过一系列的诉讼，才能逐步建立三权分立当中司法的威信。

除了针对事情不法的司法，还有对官员贪污腐化的监察，也列为王绍屏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主张将监察、司法收归中央，让各地方势力不会为所欲为的压榨百姓。毕竟中国几千年以来，地方上家族势力所建立的乡党力量太大了，甚至能完全一手遮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真能让地方割据变成阻碍民主发展的绊脚石。此外，这项做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维持一个在法律上大一统的局面，不至于让列强势力趁虚而入，运用地方势力谋取列强自身利益。当然监察、司法官员，还有执法人员的人选，还是得通过分省会议审查，以便于制衡南京以公谋私，天天对地方建设搞破坏。他相信，所有势力都有共识而同意的监察委员、司法官，尤其是要派到自己或别人地盘上的傢伙，虽然讨价还价是必然，但品格绝对不会差到哪去，不然大家就一起丢脸。即便不能说上绝对的铁面无私，至少一定比一党私心任命的好很多。

何况他打算把监察体系和专司起诉的刑事检查官都剥离开行政体系，让监察、检察一体，一是专职起诉官员，另一个是专攻刑事。但两者人员会互调，毕竟瀆职、贪污也是刑事案件。这样才不会像后世的监察委员，只能弹劾，却没办法将对方法办。

而且他还打算让司法、监察官员再加上罢免和任期制度，等于让地方上的百姓也参与到部分官员的任用上，也算是全民政治开端的一种练习。因为还没涉及到行政官员，地方反弹不会那么大。反正是罢免中央官吏嘛！干他们屁事呢？这样一来，阻力就小很多。提刑官在古代也算是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番薯的亲民官一类，公不公正，是否依法裁判，在一般老百姓心中还是有着一把尺在衡量。加上名义上是中央派来的，地方势力不在乎会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让人民可以大着胆子，去行使自己的权力。上下制衡，中间就產生空隙，民权才有可能在夹缝中获得初步伸张。

监察委员虽然只是监督地方官员，和老百姓没有直接关係，但总是涉及行政权的监督，也算是一种间接民主。王绍屏相信透过任期和在地居民连署罢免制度的设计，几次罢免大事件发生后，老百姓铁定会对选举罢免行政官员產生兴趣，那时完整民主制度的推动就算水到渠成了。当然，地方军阀为所欲为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现在铁定没想到，原以为可以摆弄中央官员的设计，最后会变成自己的催命符。

王绍屏知道自己所有的构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尤其单纯的诉讼、弹劾…等制度运作，并不一定能保证审判、裁决或罢免等结果的执行，所以真正要树立司法、监察，甚至选举罢免等威信的关键因素，在于强大的实力保证。尤其对于制止地方军阀以武装破坏和平、分省会议和中央威信等行动，他主张建立一个由各方势力提供兵员、警察建立的「国内维和部队」和「中央联合执法警队」，由分省会议来指挥，目的就是制止各方势力採取武装衝突，并彻底落实中央监察、司法的起诉和判决，来维持现有均势与和平局势。

整个设计能不能行得通，王绍屏完全没有底，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合作，那铁定会失败。所以王绍屏才会在张发奎第八集团军远征蒙古的事情上，採取主动退让的态度，释放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善意。

不过王绍屏这样想，主导这件事的陈大部长可不见得这么好说话，他可是安排好一系列的政策规划，打算光明正大地取回中央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同时收到中央和台北远征蒙古命令的张发奎，完全不知道上层阶级这一系列无声地空中交手。自我感觉很幸福地，立刻命令第八集团军整装待发，准备出发到蒙古和自由联盟组成的联军会合，准备围攻蒙古首府库伦。而第十九集团军的薛岳只好乾瞪眼的留在淞沪收拾残局，震摄日军俘虏，一脸哀怨眼巴巴地看着张发奎意气风发地取代自己出征。

陈大部长的谋划，一开始就体现在第一道命令上。在命令里已经就给王绍屏偷偷下了绊子。他在中央的飭令上，特别註明：「第八集团军将依据中央战术规划，配合各路光復军独立作战。」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张发奎不是听从光復蒙古联军指挥部的命令，而是必须听从中央的指挥。

但张发奎根本不以为意，他心想：「南京距离蒙古库伦两千零廿四公里，让中央直接指挥？那不是瞎扯淡吗？」不过张发奎还真没想到，陈大部长的后手，还真能做到这一点。

陈部长不只对敌人够狠，对自己人也不软手，他首先直接把自己土木系的第十八军共计五个师给拆分了。理由是由于该军辖师太多，为便于指挥，于是将李明的第52师，陈时驥的第59师，拨归给新成立的第5军，另外将在南京换装成坦克师的关麟徵第25师也编入第五军，符合自由联盟最低要求的三三制。再让周至柔担任第五军军长，并以蒙古远征军后勤补给司令部补充军的名义，协助第八集团军后勤补给，目的就是打算控制第八集团军的补给，让张发奎俯首听令。听谁的令？当然就是听周至柔的命令，配合胡宗南第一军的行动，攻略蒙古西部，甚至率先攻克唐努屋梁海，取得漂亮的首功。

大家可能以为陈大部长异想天开，王家财大气粗，怎么可能让张发奎在后勤补给上受制于人？可是陈部长这次可是心思细密，在他的嫡系将领集思广益之下，事先就给王绍屏和自由联盟联军发去一封「中央军的粮餉自理」的电报。

接到这道命令，即便王绍屏心思简单，没有想到里面的文章，但长辈团们个个都可不是吃素的，一下子就看出其中的端倪。曹錕当场就笑起来了：「蒋志清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呢！」

段祺瑞紧跟着哈哈大笑的说：「这是想节制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呢！他就不怕把张发奎逼反了？」

吴佩孚则是紧皱的眉头说：「看破他们的手脚容易，但张发奎会从哪里进军是个麻烦，至少我们三个方面军，要谁来照顾张发奎呢？总不能让张发奎的士兵挨饿受冻、粮餉不济吧？」

冯玉祥笑着说：「吴子玉你想太多了，无论外东北或内东北，自由军都有能力快速空运运补。即便蒋志清让张发奎独立去打蒙古西部，我相信台生的人一定不会让张发奎吃亏的。」

吴佩孚看着其他人都微笑的点头，才勉强地点点头说：「的确，我还是停留在老式的军事思维，以台生的能力，即便要在全球同时打两场大战，应该也不成问题。」冯玉祥和吴佩孚在当时并没有想到，两人的发言后来还真的一语成讖，张发奎真的独自去打蒙古西部…，也不竟然…，因为还有周至柔的第五军和胡宗南的第一军。还不仅如此，当全球二次大战真正爆发后，自由军还真的在东西方两面作战，切切实实地取代了美国歷史上的地位…，这是后话。

最后还是王绍屏拍板，暂时同意中央的决定，到危急时再出手。理由就像杨钧所说的：「反正已经向中央示好了，总不能行百里半九十，在这种细节上和中央争论，那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簣吗？」

其实王绍屏面对陈部长的谋划，最大的麻烦不在蒙古远征军上，而是在后来的新任命上。这个新任命，才让王家真正面临了一些选择上的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