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山是王振的干儿子，这种事打点起来轻而易举，直接把贺氏送进了都察院，很快就审出一个死罪。到了大理寺这儿覆审，薛瑄果然又给拦下来了，认为此案荒唐，予以驳回，还弹劾那些监察御史渎职，搞得都察院和锦衣卫特别被动。

这该死的薛瑄，如今还想再玩一次？

马顺越想越气，派人把那个校尉抓过来，一顿鞭子狠抽。校尉知道，自己若坦白诬告，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便死死咬住潘洪，说他奏事不实。

马顺一听，意识到这是个打击薛瑄的好机会。他是王振的党羽，稍一运作，就可以把潘洪打成欺君罔上之罪，远远发配到了大同威远卫。然后他又把岳氏等四人拽到午门之外，狠狠拷打。一边打一边审，硬是让他们四人第二次被迫认罪。

得了四人供词，马顺算是拿到了实锤，大理寺这是集体枉法啊。王振一党趁机动手。不到一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拿下，整个大理寺的高级官员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被关在都察院台狱之中，由都御史王文负责审问。王文得意扬扬地下令鞭笞这些对头，好好报一下自己受辱之仇。

刑讯之下，饶是大理寺的官员也扛不住。最后被王文审出一个特别荒谬的结果：术士沈荣，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周观、张柷这几个官员也都是苏州人，为了包庇同乡，不惜作弊云云。

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大怒，让锦衣卫把他们分别关押，单独受审。可怜这批大理寺官员才离狼穴，又入虎口。马顺对付他们，比王文更有办法，一边打一边让他们招出更多的人，株连甚广。

最无辜的一个，是大理寺的司丞仰瞻。他当时甚至不在京城，而是去淮上视察当地蝗灾。同僚周观被马顺打得实在挨不过了，把仰瞻也供了出来，说他也是苏州人。可怜仰司丞本来正忙着考察，突然被莫名其妙提回京城，直接下狱，严刑拷打。他熬不过去，只得莫名其妙地招供。

锦衣卫拿到这些供词，交给刑部议罪。刑部战战兢兢，哪里敢不从，很快拿出了判决：岳氏、邱永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仰瞻充军去大同，和潘洪一样，顾惟敬等官员连降三级。

至于薛瑄，同样问了死罪，秋后开斩。

薛瑄到底是一代宗师，气定神闲，在监狱里慢慢读着《易经》，被赶去探监的同僚称为“铁汉”。等到了午门会审时，他还有余力把主审官王文骂得无言以对。

整个朝廷，都被薛瑄的遭遇震动了。

马、王二人的作为，实在已过了官场的底线。原本观望的官员们，纷纷设法营救。在临近行刑之时，王振家的老仆人，做着饭忽然哭了。王振问他为啥，老仆人说：“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

王振有点发怵，自家仆人都这样，外头舆论的态度不问可知。他是第一代权宦，经验不足，不敢犯众怒，便约束手下，没有继续追杀。这边态度消极，那边兵部侍郎王伟等人频频上书鸣不平，薛瑄自己也上书自辩。

双方一退一进。最后，薛瑄的死刑，在覆审时被驳回。他本身削官为民，回了老家。

至于其他被连累的倒霉官员，就不知下场如何了。

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土木堡之后，景泰即位。愤怒的朝臣们要求清算王振的罪孽，在午门将马顺活活打死，让他成为锦衣卫历史上唯一被殴打至死的指挥使。王振的干儿子王山，很快也完蛋了。

薛瑄很快被起用，先任南京大理丞，然后转北京少卿。

但讽刺的是，他却不如当年的仇人王文混得好。王文紧抱景泰大腿，坚决反对把英宗接回来，很快以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创了二品大臣入阁的记录。

薛瑄、王文两个人，在景泰年还交过一次手。景泰四年（1453年），苏州发生饥民抢粮事件。王文受命弹压，一口气抄了五百多户，抓了两百多人，统统以谋反罪名押解京城问斩。薛瑄又一次站出来，为这些人鸣冤。

王文无奈地表示“此老倔强犹昔”，只好惩处了为首的三四人，其他人都放了。

夺门之变发生之后，朝局又一次大地震。英宗复位，着手清洗旧臣。王文被诬谋反，和于谦一并处斩。

于谦之冤，天下为之不平，而王文之冤呢？

“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

“冤死而民不思”意思是老百姓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一点都不同情。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更讽刺的是，诛杀王文的圣旨，正是薛瑄亲自送过去的。其实薛瑄这时候并未挟私报复，反而极力营救，为此事也恶了皇帝，很快就告老还乡了。

不知道他们两个面对面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谈起许多年前，那四个无辜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