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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桐被他吓了一跳,“我以为你还在楼下呢。助理说雷诺阿在叁楼,我就直接上来了。他是我最喜欢的画家,色彩和光影的运用太迷人了。”

雷诺阿是第一个活着看见自己的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画家,他的印象派画作色彩绚丽柔和,主题非常生活化,人物总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我也喜欢。”

席桐倒是很惊讶:“我以为你会喜欢安格尔这样的新古典主义,画裙子褶一丝不苟,和照相一样,逼真到炫技。”

孟峄见她不信,下巴朝墙上的画微微一抬:“《Potrait de Irène Cahen d'Anvers》,又叫《小伊琳》,作于1880年,据说与Renoir不睦多年的Degas看完后,也忍不住称赞他画得极好。画上这位八岁的小姐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Renoir最初迫于生计才接单,但后来看到真人,超常发挥了。”

席桐探头看画旁边的小字介绍,还真是一字不差,对他另眼相看:“所以,你为什么喜欢雷诺阿?”

孟峄欲言又止。

画上的小伊琳恬静地坐在洒满阳光的树丛前,浓密的长发披到胸前和腰际,白皙得几乎透明的脸上,一双剔透的眼睛略带羞涩,望着远方。天蓝色的蕾丝裙、蓝灰的瞳眸、发上的蓝蝴蝶结将她衬托得如初春的湖水一般纯净,红润的小手、红棕的卷发、樱桃红的嘴唇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明艳的生机,在暗色调的背景下,她犹如一束明亮的光源,照亮了观众的眼睛,让人能想起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

明媚的阳光,年复一年的春日,新鲜的空气,初生的绿芽。

“是因为……”

匆匆的脚步声骤然响起,孟峄回头,助理走过来和他低语几句,席桐朝展厅门口看去,只见两名穿制服的警察等在那里,皱眉盯着他们。

“是因为,他的作品里总是有光。”

孟峄说完,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桐桐,我可能要晚一点再回来,冰箱里有馄饨,你记得吃。”

“警察找你什么事?”

他拍了拍她的肩,“放心,我能处理。”

说罢,便独自朝门口走去,和警察一起消失在走廊上。

席桐有种不好的预感,接下来看画也没什么兴致,助理陪着她,但一直在打电话,她听见他联系了孟峄的律师,语气有点急。

回到ME后,她把叁鲜馄饨煮了当晚饭,馄饨是食堂的华人厨师包的,袋子上贴着“Eating before 0: 00"的标签,味道很好,她吃着吃着,突然察觉不对。

孟峄上午开完会拎着馄饨回来,之后在客厅办公,没出去过,中午他在茶水间做了两盘番茄意面。

馄饨是一人份的,那么他知道晚上不回来吃饭?

她洗了澡,躺上床,半夜醒了一次,孟峄没回来。第二天中午,她接到助理的电话,孟峄这几天都不能回公司了,和几个保镖住在跑马道的家里,让她别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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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市区,某家私人医院。

下午四点,闻澄睁开眼,病床边坐着个人,正在削苹果。

她一看见他,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我没爸了,我爸他死了……薛岭,我爸死了,我爸妈都死了……”

薛岭放下苹果,用温水洗了手,扶着她靠在枕上,抽纸巾给她细细地擦脸,手指温热,力度舒适。

闻澄哭了一会儿,眼泪渐渐干了,脸上的表情陷入一种呆滞麻木的状态,好像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

薛岭站起身,很温柔地开口:“警察来了,他们要问你一些事,你知道什么,就和他们说。中国警方已经和他们交涉过,这边会尽快把案子查出来。”

闻澄好似醒了,拼命摇头,拽住他的衣角:“我不想见他们,我谁都不想见,薛岭,你在这陪我,我只有你了……”

他说:“我去给警察开门。”

他一离开床边,闻澄的眼泪又哗啦啦淌下来,薛岭走到门口,外面等着一个亚裔男警察,很面善,跟他走过来,朝床上打了声招呼:“闻小姐。”

薛岭重新坐下,闻澄抱着他的胳膊呜咽,警察见状,把台湾腔放得更加软,开门见山:“闻小姐节哀。我刚从警局过来,对孟先生的证词做了记录。我想请问你,郝洞明先生是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你又为什么来找他,你周末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警察耐心地问了好几遍,闻澄才抽抽噎噎地道:“我爸是周四过来的,我……我家里出事了,外公在医院,医生说他快不行了……”

她哭着说了几句,口齿不清,薛岭向警察解释:“她来找郝先生帮她舅舅的忙,您知道,郝先生在银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闻澄的思维很混乱,肿着眼泡、鼻头红红的样子也着实可怜,警察好容易才记录下来,她是周五飞过来的,傍晚五点落地,然后就住进中山公园附近一个朋友的公寓。

“既然很急,你周六没有去找你爸爸吗?”

闻澄摇头,抓紧被子,看上去又悔恨又气愤,抹抹眼泪:“我一下飞机就给我爸打了电话,他就不告诉我他在哪,还关机了,他以为我是来找他要钱的!”

“要钱?”警察问。

薛岭替她说了:“她和郝先生在国内吵了架,她想开一个化妆品公司,国外供货商已经联系好了,郝先生不同意,认为她经验欠缺。”

警察点点头,“那么闻小姐,你来温哥华后一直在公寓,没有出去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