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生也知道自己今天不该来,但是母亲发来的电报里说，将姐姐送到派出所的人，正是安少原。这就彻底封死了他家在村里找人帮忙的路,因为安少原为人一向正派，现在又在县里头当干部,村里没有人会愿意得罪他。

他收到电报的时候,脑子都是懵的，怎么都没有想到，会是安少原。

这个人以前不是最爱姐姐的吗？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甚而不惜将姐姐送去蹲大牢？

他很快理清了思路,当务之急不是弄清楚安少原发的什么疯,而是怎么把姐姐救出来,他能找谁帮忙？

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沈家来。沈家婶子在医院里工作那么多年,定然是有些人脉的,姐姐以前还说过,沈爱立有个堂哥在军队里,姐夫还是京市那边干部的儿子。

中午他就去了南华医院家属院那边,碰巧沈家婶子不在，也有可能看到了他，故意避而不见，他在院门口等了一个小时，没有等到人出来,只好怏怏地走了。

一个人在宿舍里想了半天，觉得还是再来找沈爱立看看。

就算知道沈家人不待见他，但出事的是他的亲姐姐，他怎么也得厚着脸皮来求求看,万一沈爱立心一软，就答应帮忙呢！而且，他印象里的沈家，一直都比较有情有义。

杨春生想了很多，唯独没有想到，沈爱立会这样果断、干脆、冷漠地拒绝他的请求，仿佛兜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一样，七月的天，他却觉得身上有些发冷。

沈爱立是他唯一能想到的，且又有能力帮忙的人，如果她不愿意帮忙，他姐要怎么办呢？真的去蹲十几年大牢吗？

杨春生急得汗如雨下，却是完全顾不及擦汗，和沈爱立解释道：“沈大姐，先前是我姐姐不对，她也受到了教训，和安少原结婚不到两年，又离了婚，现在安少原大概存心报复，说我姐在宜县搞投机倒把，把她送到了派出所去。”

这一段，他说得毫不磕巴，如果沈爱立不认识安少原，大抵会相信他说的，因为这个故事的走向，实在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背信弃义的女人终招恶果，惨遭抛弃不说，还又丢财又要蹲大牢，实在是没有人比她还惨了。

她都这么惨了，你怎么还好意思和她计较以前的事儿？

杨春生又接着道：“您知道，我们一家是祖辈就在杨家村种田的，认识的人，都不出杨家村那个圈，现在想托人去派出所问问情况，也找不到人。沈大姐，你和我们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读了大学不说，而且工作能力也强，家里在部队里还有亲戚，听说您和我们宜县棉纺厂的厂长，关系也很好？”

最后一句话，杨春生的语气里，明显带了点试探。

沈爱立轻轻地望了他一眼，她大概明白，杨春生为什么会选择来找她了，原来是奔着陆厂长来的。在宜县，陆厂长确实能说得上话。

不想和他多话，冷淡地拒绝道：“很抱歉，恕我无能为力。”说着，抬脚就准备走。

杨春生忙跟了上去，见她态度坚决，也不敢再提救人的话，只是道：“沈大姐，我也不求别的，只请你帮帮忙，托人看看我姐的情况可以吗？”他们现在两眼一抹黑，只知道姐姐是被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罪名带走的，至于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疏通，完全搞不清楚。

实在不行的话，他愿意把工作卖掉，给姐姐筹钱

沈爱立被缠的有些不耐烦，想不通杨春生怎么有脸来找她帮忙？顿了脚步，很认真地道：“杨同志，首先我真的帮不上忙，其次我也没有任何的义务，去帮这个忙，请你不要再纠缠，不然我就请厂里保卫部的同事来帮忙了。”

杨春生立时急得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沈大姐，怎么说，你也和我姐姐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两年啊！我也不求你帮忙救人，问个消息也不可以吗？”

沈爱立摇头道：“不可以！如果你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坚决，大可以去问问你姐姐，看她愿不愿意给你一个答案？”

杨春生眼神闪躲了下，姐姐和沈家的事，他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事实上，当初姐姐和沈俊平离婚，要和安少原结婚，他也是觉得姐姐做得不厚道。

但当时事情发展得太迅速，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婚都离了，安家也上门来提了亲，木已成舟，他也没有办法再劝他姐。

杨春生的表情变化，沈爱立都看在眼里，心里不由冷笑，杨冬青和她哥结婚，整个杨家最得利的人，就是此时站在她跟前的杨春生了，一个实打实的汉城食品厂工人的名额，落在了他手里。

没有她妈妈在里头牵桥搭线，到处托人情，杨家就算拿出两百块钱，也买不到食品厂的工作，更别说，杨家那两百块钱，完全就是她的冤种亲哥先前贴补进去的。说杨春生白得一个工作，也不为过。

想到这里，爱立也懒得和他打哑谜，直接道：“杨同志，你姐姐当年不仁不义，在我哥断腿的时候，执意要离婚改嫁，她现在是好是坏，难道还会和我们沈家有一丁点关系吗？做人难道不需要讲良心的吗？再说，投机倒把的事，难道还会是别人冤枉她的不成？做错事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吗？”

杨春生立时面红耳赤，往后退了两步，让出了路来。

沈爱立瞥了他一眼，朝甜水巷子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