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顾炎武醉心于自己的新发现之时，杨绍清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道：“在下觉得不能单纯的将问题推到民众身上。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类似共和制的国家或思想。没有范本，人们也就只好不断的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了。”

“但是君主制再怎么改还是君主制。它的专权本质注定了会让大多数人失去自由。”惠更斯一针见血的指出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国民众会选择延续君主制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之前经过了太多的战乱，专制君主至少可以保障臣民的国内太平。”孔代连忙为君主制辩解道。不管怎样君主制在他的心目中依旧是占有很高地位的。而他也不可能像惠更斯等共和分子那般唾弃君王。

“可如果专制君主的个人野心为臣民带来了战争，如果专制君主无底的贪欲和他的官僚的骚扰带来的压迫远过于人民自己的纠纷。那么人民又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如果这样的太平本身就成了一种苦难，人民又到底是获得了些什么呢？牢狱中的生活也是太平的，难道说太平就能使得牢狱成为梦寐以求的东西嘛！”惠更斯毫不示弱的回敬道。

“君主制并不等同于专制。共和制也会产生专制。试问像恺撒那样的独裁者是谁推举上去的？又是什么人处死了苏格拉底？君主制国家也能有议会，君主本人亦服从法律。中华帝国的女皇就是这么一个开明的君主。她在古老的中国设立议会，颁布宪法。这比多数人的暴政要温和得多，也合理得多！”不得已孔代最后把东方的中华帝国给抬了出来。他知道目前欧洲几个君主制国家的实际情况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而举新生的中华帝国为例显然要有力得多。

眼见众人对中国朝代更替的讨论，转眼间就升级成了欧洲保皇与共和两派，针锋相对的争论。杨绍清与顾炎武两人不由面面相窥起来。他们并不晓得，像这样的争论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上演了数千年。欧洲文明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思潮的撞击之下逐步被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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