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方认为对方是因为亲近基督教前来朝圣的，另一方则认为对方仰慕天朝的威严。但不管双方有着怎样的误会，这一次的会面无疑都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双方在阴差阳错之下，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
而这种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之后的交流当中，更是越发的明显起来。
梵缔冈的主教们一个劲地向中国使节传教布道。而中国的使节们也不时地向欧洲人传播的儒家学说。一番交流之后双方很快就发现对方对自己的文化都早有研究，可侧重点却是截然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儒家理学的学者。为了探求“实学”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感兴趣。为了研究自然科学而信奉基督教。明朝时的徐光启、宋应星、孙元化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西学”的中国基督徒与其说是对上帝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而梵缔冈所谓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传教士们竭尽所能的从中国的各种文献当中为圣经寻找一席之地。耶酥会士们甚至会认为《诗经》中《大雅生民》讲的是耶稣降生的故事，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傅圣泽神父证明老子讲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论述的是三位一体教理，并将夷、希、微翻译成yi、i、uei，认定这就构成耶和华的名字。
因此，自从与使团作交流的教士将汉字“船”拆成“八口人乘舟”，用来印证《创世纪》中的挪亚一家八口人乘舟逃离滔天洪水的故事后，顾炎武等几个士大夫就开始对这种“鸡同鸭”讲似的学术交流兴趣乏乏了。加之罗马教皇国那沉闷专制的气氛，以及对新兴科学理论的抹杀，均促使作为使团影子团长的杨绍清决定尽快结束这一次的宗教之行。于是在罗马逗留5日之后，中国使团终于得以启程离开了这座充满热情与宗教气息的千年古都。转而前往杨绍清那神往已久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个内陆型城邦，虽没有出海口，可是它仍然极其富裕和繁荣，从13世纪末起，佛罗伦萨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控制了教皇银行业，继而差不多统治了整个欧洲的银行业。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以及突尼斯，到处都有人在向他们借钱，这些金融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被用来进行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人口暴涨，经济欣欣向荣。同意大利其他可追溯到中古时代的意大利城市一样，佛罗伦萨传承了古罗马时代的某些共和政府的传统。1187年佛罗伦萨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其自治权得到承认，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而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由的社会氛围、以及繁荣的经济市场，也最终促使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绍清这次来欧洲朝圣的并不是拥有教皇的罗马，而拥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佛罗伦萨。
然而，当中国使团抵达佛罗伦萨后，才发现原先那个成就文艺复兴运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早已不复存在了。早在1569年，佛罗伦萨的权贵——美第奇家族，就依靠西班牙支持，夺取共和国政权，建立了以佛罗伦萨为首府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不过佛罗伦萨共和国虽已覆灭，但佛罗伦萨的科学精神还是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一变故也没有给中国使团的佛罗伦萨之行带来什么麻烦。同在罗马时一样，佛罗伦萨人也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接待了这群来自东方的客人。而杨绍清也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欧洲的科学家有了第一次的正式交流。
1652年5月2日，应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二世德美第奇邀请，杨绍清等中国使节参观了佛罗伦萨的气象观测站。这座位于佛罗伦萨的气象观测站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它仅是欧洲气象观测网中的一环而已。那是一张覆盖大半个欧洲的气象观测网，由从意大利到巴黎和华沙的十个测站组成。由于此项工程甚是巨大，因此目前仍有几座观测站尚未完工。而出资组建这一气象观测网的正是斐迪南二世。
在欧洲建立如此庞大的气象观测网，对于欧洲的其他国王、大公来说简直就是在浪费钱财。况且那些穷国王根本就负担不起如此的经济重担。但这对斐迪南二世来说却算不了什么。美第奇家族本就是通过银行业务积累起家的。可以说美第奇家族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继承了前人家产与国土的斐迪南二世，也同其他君王一样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留下一些闻名于世的政绩。于是喜好科学的他出资建造了欧洲首个气象观测网。
此时此刻，在气象观测站中，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科学家正陪同斐迪南二世与中国使节逐层参观各类气象仪器。不知是为了向中国人展示斐迪南二世的这项丰功伟绩，还是出于欧洲科学家对东方学术的轻视，中年科学家始终已一种高傲地姿态向众人讲解着眼前每一台仪器的功能。虽然那些仪器对于中国使节来说并不新鲜，甚至有些还落后了一些。但杨绍清等人依旧以东方人特有的矜持，虚心倾听着对方的讲解。而那个中年科学家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当众人来到顶层时，他又一次傲然的指着最上方的一架仪器得意的说道：“这是周摆式风力计，由意大利著名的气象学家丹蒂于1570年发明。当然，我知道你们东方人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测风器。不过这台不同，它代表着欧洲的智慧。它使测风开始进入了具体计量的阶段。可以说这是测风速从定性到定量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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