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早餐后，我才将这屋仔细地瞧了一瞧。我们住的是一间四房两厅的砖房老屋，带有一个不小的庭院。院中的树木都才新修剪过，修剪过的树枝，露出还没乾枯掉的树肉，没有徒长的枝椏，只可惜院中的花草看起来都不太健康，草皮也秃了好几块，可见得这屋子已被遗弃了一段时日。我不禁猜想前屋主去哪里了，应该不是死在这宅子里才好。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困扰，就是我不会北京话也不会广东话。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又有自己的方言，沟通真不容易。北京话是他们的国语，但也不是人人都会。我学过汉字，想用写字沟通，然而白太太却不识字。我们有时比手画脚，甚至用画图沟通，言语不通闹了不少笑话。还好白先生认得字，可以用书写沟通。日子久了，我的北京话进步不少，他们也学了一些台湾话，但很多时候仍是鸡同鸭讲，也算是替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离乡背景，人生地不熟，还好广东的气候和台湾差不多，以至于没有水土不适的情况发生。因为是子乾为日商工作，我们被误认为日本人，偶而和白太太一起出门买家用，总觉得不少陌生人的眼光中带有着恐惧和嫌恶。

白太太总是不厌其烦的一一向店家解释：「我家老爷和夫人不是日本人，是台湾人啦，是自己人！」

听见「自己人」这句话，我其实是很心虚的。来中国之前，我对于这块土地算是一无所知，不禁想起跑单帮的萧仔曾问过的一句话：「我们到底算是日本人、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如今我才终于深深体会这句话的无奈。

原本以为因为战争的影响，中国应该到处都很萧条，百业具废，广东却比我想像中热闹许多。主要街道上有不少西式的建筑，我在台湾都没见过这么华丽的洋房。

子乾说：「打战归打战，小老百姓还是得想办法过生活，耕织需要花费时间才会有收穫，贸易是金钱流动的最快方式。」

因为战争的原因，许多耕地早到破坏，农民逃命也导致农地荒废，蔬菜生果等等物价都比台湾贵上许多。有些人躲过无情的枪砲却逃不过饿死的命运。我第一次在路边看到饿死的人的尸体时，那个画面停留在我脑中迟迟难以抹灭。想起幼时在林家时，常常饿着肚子无法好好入眠的日子，但是我从没看过因为飢饿而死亡的人。

不少流民逃至广东这个大城市来寻找机会，子乾与我都非常同情那些流离失所的中国人。有次子乾陪我上街置办家用物品，我见一个三十上下的妇人带着看起来才五、六岁左右的孩子。那孩子看起来虽瘦但还算健康，母亲却是骨瘦如材，两颊消瘦，一脸的茫然，她走起路来简直像是一具行走的骨架子，子乾与我看了真是于心不忍，掏了一些钱买饼给她。此后每当逢年过节，子乾便会自掏腰包在店门口设粥棚，发放食物给穷人吃。

流民多但是工作机会有限，所谓狗急跳墙，人急造反，偷、拐、抢、骗之事便也多，因为安全的疑虑，我几乎足不出户，只和左右邻居的太太稍有礼貌上的往来。想着远亲不如近邻，万一有事也好互相帮忙。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家刺绣、在花园走动走动，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一竹一石都已熟悉不过。

子乾去上班时，虽有白太太作伴聊天，日子仍觉得过得很缓慢，于是我开始写起了日记。除了记录一些儿时回忆，也记录在中国生活的点点滴滴，想着以后回台湾时再翻日记出来看看，应该挺有意思的。

丈夫原本就很有头脑和交际手婉，深懂经商之道，很快便与当地的仕绅打好人际关係，建立起人脉。以颇优的价格从商贩买进不少货物，例如药材、布匹、各种杂粮，再运送回日本及台湾贩卖，替公司赚了不少钱，总公司极为满意。商行的会计是日本人，对子乾也颇为尊重。对于替商行做事的中国工人，他也都很照顾，尽心地替他们谋求最高的薪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