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北后，我帮以洛整理好行李，搬出了他和前男友的共同租屋处，又打了好几通电话，才将押金和房租的问题给敲定——电话那头的房东太太一改平日病懨懨的语气，彷彿瞬间回春，兴致勃勃地给以洛引介她外孙女的同事的姐姐。

「既然分手了，就多多接触不同的对象，哪有什么坏处呢。」

以洛左支右絀，窘迫词穷，我则笑盈盈地看着他，整场闹剧持续到房东太太的外孙女喊她去吃药。

再后来，我们便各自忙于律师资格考试。也是在那几个月，公投的消息佔据所有黄金档新闻频道。有天我坐在以洛的沙发上，他坐在书桌前熬夜唸书，把手机打开扩音，播放line通话那一头，三叔公二姑婆太奶奶的耳提面命。「孝」与「不孝」云云，全是我们能凭「伶牙俐齿」驳倒，却不能铁着心充耳不闻的「慈爱」。语言和文字堆砌起一条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我们的灵魂肆无忌惮向前飞奔着，离自己的心愈来愈远。

我走了过去，望入以洛向上抬的眼眸，他的眉眼在明黄色灯光下，看起来像是张褪色的老照片，我闔上那本《六法全书》，然后轻轻地、尽我所能轻轻地，把他拥入怀中。我回忆起九份山上那对翩翩翻飞的蝴蝶，蝶翼轻薄，舞姿曼妙，令人不由自主心生摧折的恶意。但我还是轻轻地、轻轻且有节奏地抚摸着以洛的背脊。

「还有我在。」我说。

「要是你不在就好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