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下来的时候，她与雪城经常见面，两人却并没有点破那一层关系，更没有过什么越距的地方，休息日出去走走不是带着兆堃，就是和她的朋友一道。他们都是一个人过生活，要做什么都凭自己，却不约而同的退守到这样一种不咸不淡的状态，是尊重，是为了与旁人不同，又仿佛是天长日久的深厚。

就连雪城借给她的钱，她也一分不差的还了，另外还附了谢礼。那是一把乌木骨的扇子，一尺十三方，扇面上是吴待秋题写的一首诗——王维的《青溪》。那时的吴待秋正与颜文辆、张大千一起筹建上海美术馆，她也在其中做了些琐碎的工作，报酬菲薄，却也算认识了一些人。

那段日子，与她同住的是一个三十出头未曾结婚的女人，在大学教书，信新教，戴眼镜，四季的穿着都简单朴素，房间里的挂的画是月份牌上裁下来的印刷品，就连读的书也大多是从学校图书借来的。一开始，这种生活对江雅言来说多少有些吸引力。日子久了，新鲜劲儿过去了，这一双旧鞋一袭布衣一把油布伞的生活渐渐露出粗鄙瑟缩的面目。

战争结束之后，纷争与动荡一直都未曾真正过去，在这种大环境下，这个城市的黄金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玲珑》杂志自三七年停刊之后，再也没有哪一本本土出版的女性刊物畅销到那个程度，要靠写字吃饭自然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还是那些个闲情逸致的文字。之所以有人找江雅言约稿，看重的还是她曾经的名媛身份，她不愿在那些人面前露了怯，却又力不从心。

对于过去的生活，她并无留恋，哪怕是那些令人艳羡的众星捧月的时刻，却也不愿永远就这样过下去。当时，战后短暂的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时局日渐动荡，越来越多的人辞别故土，去欧洲美国，或者近一些的南洋小国。江雅言也动了这样的念头，她对雪城说想离开上海，目的地或许是伦敦，或许是巴黎，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无论过的如何，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于是，离开上海，仿佛幻化出一些不甚真实的象征意义，成了一种期盼，就好像只要走了，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江雅言心里这些微的变化，雪城都是知道的。他了解她的为人，如果她决定了要走，就肯定是会走的，不管过程如何艰难，结果是好或是坏。而他自己却截然不同的，他是很早就懂了生活艰辛的人，想事情总难免更加现实几分。他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倚靠的那一点手艺能否在异国他乡得到承认，是谁都没办法打保票的，而仅靠他手上的那点积蓄，又是很难在那里立稳脚跟。

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只是他不能，也不愿做那样的事。早在战前，他便是绅士商店的骨干，两位老板相继过身之后，店里的经营更是他在一力承担。一些生意上往来的人经常与他玩笑，说他才是真正当家的人，但“方氏父子”这块招牌却始终都没有变过，他还是伙计，曾经的东家是Gordon和方老板，现如今则是方兆堃。生意或者是金钱上的事，兆堃既不看重，也不太懂。若雪城有心，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从小这个泱泱都市独自闯荡，能够得以安身立命，也自有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信念。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雪城在鄞县乡下的弟弟结婚，他回去探亲，兆堃和江雅言也一同去了，说是去玩的，实则却是为了让母亲和江雅言见上一见。那个时候，他的幺妹早出嫁了，母亲改嫁的丈夫也已故去，留下不多不少的家产，过过日子倒也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