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母到达纽约之前，我在SS事务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签了那份协议。三十二楼，一个多月之前，在同一楼层，我被解雇了。有两名律师在场，但都是代表Lyle的，我代表我自己。旁边甚至有人在操作一架手提式数码摄像机，录下整个签署过程，好证明我不是受胁迫的。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些条款，见证人，这些形式，都是一次又一次恼人的诉讼之后的亡羊补牢之举，尽管我受过法律教育，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被轻易改变，就好像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Lyle，也不能改变我。但内心里，我愿意为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尽全力迎合他，改变自己，如果那样东西还在，我会一直迎合下去。不过如果有一天，那些东西不在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补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我，无论是钱，地产，还是滋息。

45) 两个家庭

Lyle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近亲不过三个人，他的外公Gerard Baker，母亲Nicole Erasmus，妹妹Cheryl-Ann Walsh。我没写错，就是四个人四个姓氏，继承来的，或者结婚后改的。

Gerard很大年纪了，我不太清楚他的岁数，不过他曾经告诉过我，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他跟我一样属猴子。我们接触不多，但他可能是那三个人当中比较好相处的一个。而照Nicole的说法是，他是老糊涂了。我猜他曾经也和菲兹杰拉德笔下的Anson Hunter相似，差不多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纽约，整个世界铺陈在面前，而他挑剔漠。不过现在，Gerard每年都要去温暖的地方过冬，为了他的缘故，甚至考虑过到加勒比海地区办婚礼，只是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那是“演员和流行歌手偏爱的方式”。这话出自Nicole之口，马上得到Cheryl-Ann和婚礼策划师的附和。

Nicole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巴黎读书，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时间很短，差不多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发表过的文章做成一本精致的塑封册子，如今已是打趣说笑的话题，只因为文章的主题大多是关于罢工、劳资问题和阶级冲突的。显然打那之后，她的生活方式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那段经历多少让她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之后她没有再工作过，在几个社团挂了主席或是秘书长的头衔，组织读书会，慈善演出和拍卖会。

Cheryl-Ann的经历要简单得多。在纽黑文读书，毕业后跟着母亲做些社团工作。二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在四十七街做生意的南非人Jaco Walsh。她花了一年半跟他结婚，七个月之后离婚，得到了论抽屉算的钻石和有色宝石。

不知道是谁说的，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专门帮人解决家庭问题是治疗师？还是社会学家？如果是后者，我爸应该更能理解这句话。他是社会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所二流大学的社会学老师，不过，就算是他，恐怕也很难想象，这样两个家庭如何“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