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过一些争论。

有人稍稍乐观一点，说：“英美在租界还有大量房产和工厂，都要以法币计价，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他们不会不管的。”

“那要是都推到后方去呢”耶鲁毕业的那位反问，“战时物资本来就紧缺，再加上川渝地区运输不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整个中国的货币集中到那一小块地方，后果不敢设想。”

话说得很有道理。正方语塞，无奈摇头。

耶鲁又补上一句：“到时候买不起粮食、药品、武器，国民都饿死病死了，后方大乱，还谈什么全面抗战”

正方勉强挽尊，说：“如今之际，也只有争取国际援助了。你我虽然身在和平世界，但做的事或许比前线的战士更有用吧。”

这话倒是听得入耳，几个人都笑起来，又各自回去桌边继续译写材料。

不一定，钟欣愉却在心里这样想。

她不曾参与讨论，只是默默写了一篇报告交到程佩青那里。但也是在意料之中，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程先生还是像从前一样，与她保持着体面的距离。而她，也不想让自己显得特殊。

此后数月，战线推进的速度终于缓慢下来，战事陷入胶着。股市汇市却是险象环生，顾问室最初预测的那些情况一个个地应验了。

日本人在北平扶持了所谓“维新政府”，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一种纸钞，名字叫“联银券”。因为急于出笼，刻制券版是来不及了，用的还是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改了抬头的行名，再把摄政王的画像换成黄帝、关羽、岳飞和孔子。

虽然印制粗陋以至于儿戏，但有日军的枪炮帮扶，照样在沦陷区收兑老百姓手里的法币，拿到租界外汇市场上抛售，一方面打压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套取美元与英镑，大肆收买物资。

再加上乱世生存艰难，实业或者房产都不可靠。所谓投资，也只剩下投机一条路。就算是在租界，甚至国统区，手里称几个钱的人也都在跟风卖出法币，想赶紧换成英美纸钞或者金银之类的硬通货。

法币的汇价就这样一路跌下去，仅仅几个月功夫，就从最初的一元兑英镑十四便士半，到跌破一先令，再到八便士上下。

重庆政府紧急照会各大银行，开始限制外汇买卖。但外行未必听他们的，中、中、交三行里又有太多可以绕开禁令的人，甚至连官家自己也在想怎么把钱赶紧转出去。所以这风潮一时间根本控不住。

消息传到顾问室，几个研究员都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出意料。结论总归只有一个，短则数月，最迟不过年底，法币估计就挺不住了。如今之际，唯有倚靠英美的帮扶才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