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探长撂了脸，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赵淮原还在旁边劝，说：“探长，阿哥不是这个意思……”

但钟庆年只是将酒杯顿在桌上，起身走了。

似有预感，他一回到巡捕房就去了证物室，果然发现自己编了号、填了单子送进来的支票照片已经没有了，记录本上也不曾留下调取人的签名。

同案疑犯身亡，证物遗失，这里面显然有人想要掩盖什么。华探长是帮派里的人，楼小琼的获救，以及其后得到的口供和证物，也许给巡捕房外面的势力知道了。

钟庆年把这件事告诉了程佩青。两人商定，他去工部局警务处投告，程佩青也回去向上司汇报，由中华银行以及军政府出面，向工部局施压，继续推进调查。

但上司的反应却在程佩青的意料之外。

“佩青啊，”上司拍他肩膀，循循善诱，说，“有个处事的道理，我今天教给你，你一定要记着。你向上面提出问题永远是要带着解决办法的，如果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那不是给上面出难题么”

直到那个时候，程佩青才意识到，证人和证物的湮灭可能是为了掩盖，也可能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罢了，又或者两者皆有。

巡捕房在这件案子上是多有掣肘的，租界不过就是一个多国商人合股经营的公司，根本没办法去查界内外国银行里的事，无论是汇丰还是横滨正金。

而军政府在发行军钞的过程中也是犯了错误的，比如财长通过所谓的朋友关系，从横滨正金银行借用了钞版。

案子到了这一步，其实两方面都已达成默契，侦探交报告结案，苦主不再追究，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永远不要给上面出难题——这个官场上最基本的道理，他并非不懂，只是不能不觉得讽刺，因为眼前分明是一个革命胜利才刚组建的新政府，以及一家号称“开国第一”的银行。

他坐在那里良久，方才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今天就提交辞呈。”

“你……”上司一怔，而后看着他摇头。这一次，是真的不满意他的回答了。

程佩青记得，那一天是 1912 年 7 月 19 日，农历六月初六。外面刮着台风，雨几乎横着扫到人身上，他又是一身狼狈地去汇司捕房找钟庆年。

到了那里见着赵淮原，才知道晚了一步，钟庆年已经把华探长告到了警务处，上面直接把投告发了回了，说是由汇司捕房自行调查处理。这态度也是摆明了的，结果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