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治外法权的规矩还是得讲，军政府的探员不得跟随，与他们同行的，只有中华银行的一位年轻襄理，名叫程佩青。

那一天，是 1912 年 6 月 2 日。

当时已经是午后了，太阳正在越来越密的云层背后隐去，慢慢地收起天光，使得眼前所见的一切晦黄得像一张古画。

程佩青与几名华捕一起坐在一辆警车后面的铁皮车厢里。天气热，车门敞着，哐当哐当一路响过去。但涌进来的空气是温的，吸到肺里，多半是水，混杂着汗腥和轮胎皮摩擦产生的焦臭，叫人觉得滞重且窒息。他的两片眼镜玻璃也都起了雾气，摘下来用手帕抹净，再戴上去，转眼又模糊了。

这一年的梅雨来得早，时节还未过端午，华捕们已经换上短打制服，卡其色军装露出半截胳膊，腰间皮带紧束，下面是同样颜色的半长裤子，再打上皂色绑腿，干净利落。

只有程佩青最狼狈。他留美归来尚不满一年，早忘记了江南初夏的味道，难免穿错衣服。此刻衬衣领子已经被汗水泡软了，后背大概也浸得透湿，叫他更不好意思脱了西装外套，就这么忍着，只望今天这桩差事早早结束。

华捕赵淮原坐在他身边，一路与他攀谈，先问程先生是哪里人又问他怎么考的中华银行每个月进账好不好

程佩青敷衍着作答。他生在江苏，后来去汉口读书做事。那里也有租界，巡捕的做派，他早就听说过了。

当时的巡捕房好似个小世界，各国的人都有。无论国籍，制服看起来都差不多，军装，绑腿，头上一顶钟型盔，但终究还是分了三六九等的。

其中第一等，自然是工部局从英美招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日本与俄国警员排在第二。紫红色缠头的印度人第三，是以被租界里的华人居民戏称为“阿三”。再往下，才是赵淮原这样的华人警员。人数最多，占了总有七八成，但薪俸远不及前面那三种，也最为惫懒怠工。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洋人上司一个眼睛不看见，他们必定会躲起来睡觉，抽烟，索要贿赂。

今日打过交道，果然就是这样。其中的范本，不光有这嘴碎的赵淮原，还有坐在他们对面靠门位子上的华探钟庆年。

此人比军装巡捕高着那么一级，在巡捕房里叫“便衣侦探”，外面俗称“包打听”。他身材高大，一点不输给带队的西探，但样子却很散漫，胡子显然有几天没刮了，两腮阴沉沉青了一片，一路抱臂合着眼打盹儿，一条筋肉健硕的长腿屈着，另一条直捅到程佩青这边来。

车一阵颠簸，程佩青连忙往旁边躲了躲，以免碰到。

赵淮原一向最会做人，大概看出他的心思，开口圆融着解释：“阿哥几天没睡好了，伊……”

话只说了个开头，又把下文咽回去了。程佩青抬头，见是对面那位睁眼朝他们这边扫过来，倒也没说什么，只是伸手拂去耳边一只低飞的蜻蜓，而后移开目光望向车厢外的街景。但那双眼睛里却又是空空的，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不知是没睡醒，还是心思根本不在此处。

警车已经开到到北火车站附近，人流繁密起来，挑担子的，拉黄包车的，推独轮车做生意叫卖的，挨挨挤挤，从马路两边往中间蚕食，使得汽车和马车举步维艰。

副驾驶位子上安着个铜管子喇叭，开车的西探伸手过去转动摇把，试图驱散人群。呜——啊——声音传得很远。

“不要鸣警笛吧……”程佩青急忙探身到前面，用英语提醒。

“什么”西探还在那里摇，一口乡音浓重的阿拉巴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