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买不到快乐吗？

流下虚伪的眼泪后，舞过了一段放纵的日子。

男人付出的嫖资，并非购买了高畑舞一小时的青春，而是对那一小时的高畑舞的精神赔偿。

男人从女人的肉体上攫取快乐，那么女人的快乐又该去何处找寻？

手握大把现金的舞一时间被繁华的东京夹道欢迎，推搡着前去寻求广告商承诺的快乐。左边的美发沙龙拉她进去剪出最时髦的发型，右边的美甲店为她准备了最流行的甲油，街这头的服装店夸她和海报上的模特一样美丽，街那头的品牌店称赞她购买的包包有品位。

只要舍得花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唾手可得。除了高畑舞最想要的快乐。

她买到了广告上的所有商品，却买不到广告模特脸上的微笑。

在六本木消费了一整天，舞拎着大包小包的商品包装袋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不再是那个十平米的小房间，但宽敞许多的公寓依旧被舞的东西填得满满当当。

疯狂购物带给她的肾上腺素退去，那些瞬间的兴奋如同泡影消失得一干二净，围绕着她的人们全都离开，徒留舞一人面对难以言说的孤寂。

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舞开始频繁地从激情中脱离，无论是和“好姊妹”们聊起时尚风向时，还是在陌生男人身下喘息时，抑或是坐在久违的大学课堂时，她的灵魂总是不自觉地出走。对自己说出的话，发出的笑声，产生的情绪，她都十分陌生。

高畑舞似乎没有什么能不满的。在这年的日本社会，男性劳动者的平均月薪是叁十叁万日元，女性劳动者则是二十二万日元，只相当于前者的叁分之二。

舞这样年轻的风俗业从业者平均月上班时间是十六天，到手的工资却有普通男性劳动者的两倍之多。

在这种现实之下，任何“我不快乐”的表达，都像是一种会被人鄙弃的炫耀。如果一个女人是风俗业从业者，那她会被当作社会资产的小偷，就连嫖客都有指责她不劳而获的立场；如果一个女人不是风俗业从业者，那她会被看作潜在的小偷，一旦她的生活出现资金漏洞，所有人都会告诉她，你还可以贩卖自己的身体填补。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舞想不通这问题的答案，像是在海岛上被所有岛民排挤一样，在开放摩登的东京，舞依旧被有形无形的力量地排挤着。只是那时所有人的排挤是“不许做”，现在他们的排挤是“你去做”。

舞报复性地将自己投入更奢靡的生活之中，渴望短暂的享乐能冲刷走所有的不适。卖春得到的现金不够，就刷信用卡，信用卡还不上，就再去工作赚钱。

这恶性循环并不持久，对快乐的沉迷也像昙花一现，很快地，那些简单的消费再满足不了舞内心的空洞，她渐渐提不起兴趣去做任何事，去上课、去购物、去卖春，都不行。

一切的一切都叫她加倍疲惫，光是躺在床上都能耗费光她的精力。舞缺席的课程越来越多，直到学校发来挂科留级的通知邮件，她才幡然醒悟。

她决心与颓靡的过往告别，收拾行装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但在课堂上，她的注意力往往坚持不到一节课结束，那些曾经对她而言轻而易举的东西，现在都像天书一样从眼睛进去，从耳朵出来。

紧接着是银行打来的催账电话，房东乓乓拍门催缴房租，便利店老板因为舞的笨拙开除了她。

舞不得不选择回到那个行业，但重新工作的头一天她在洗浴间控制不住自己的崩溃大哭。

大叁开学不久，高畑舞在上课的路上过呼吸晕倒，被路过的警察送去医院。医院的医生诊断她患有较重的恐慌障碍，建议她服药的同时进行咨询辅导。

舞依照对方的建议去了几次，最后因为交不起后期费用停止咨询。

后来，她选择了暂时休学，房租到期，她便扔了冗余的时装，拖着一只行李箱整月整月地住在最便宜的网咖中。每个月只工作几次，赚够了勉强满足她生存需求的费用就回到网咖房间里避不见人。

但舞的休学并没能摆脱掉巨额的有息助学贷款，百分之叁的利率日复一日地加重她的负担，银行的催缴电话和短信在她的手机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一串又一串。

压倒舞的最后一击，也可以说是帮助她重新开始生活的转折点是，舞的妹妹的到来。

乐的电话打得突如其来，几句寒暄间，舞甚至没能听出这是她妹妹的声音。

她们约在东京最繁华的新宿见面，去之前舞少见地精心掩饰了一番自己的疲惫。

舞的妹妹比几年前长高了许多，她穿着带有小地方特色的长衣长裤，和整个东京的时尚格格不入，但她并不为此畏手畏脚，好像那年初来乍到的舞一般。

她们聊了一些琐碎的话题，祖母的去世，爸爸的再婚，乐初中毕业后考到了海对岸的高中继续读书，因为成绩一般，她决定明年毕业后先出来工作，攒够学费后再去考取合适的短大继续学业。

聊到最后，她跟舞提起了她们的妈妈，她说：“难怪媎媎在东京没有妈妈的消息。”她的皮肤被沿海的阳光晒成健康的浅棕色，脸颊上飘着一点不易分辨的粉。

乐有些羞赧，平静地讲出自己在学校附近看到妈妈和她的新家庭的事情。她只看过妈妈和媎媎等人的合影，当她看到那个牵着幼小男孩儿的妇人时，几乎无法把她和照片和其他人口中的“妓女”联系起来。

她没有上前打扰，她们姊妹不出现在妈妈的面前，就是对她最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