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避开了可能激烈的争执，轻言细语：“爸爸，我已经成年，可以为自己做主了。成为飞行员是我最大的理想，从九一八那天起就埋下的愿望，现在终于要实现了，我不可能放弃。身为儿子不能在父亲膝下侍奉，是我不孝，可我不能在民族危亡关头还躲在您的羽翼下谋求安稳，我没有这个脸。”

梁孚生沉默着，抬手放在他肩头，语气放软，无奈和欣慰交织：“翅膀长硬，不听我的话了。”说完转向温琰：“你呢，小姑娘家，自己在外面怎么行？”

“跟着学校走，没关系的。”温琰蹙眉道：“我就是担心青蔓，她一个人在南京不知道怎么样了。”

梁孚生道：“她没事，中央大学要迁到重庆，上海不知还能守多久，你们不知道，从七月底开始，资源委员会和上海工业界开会讨论内迁方法，行政院也已经批准，沿海重要企业都得迁往后方，以保留长期抗战之元气，我们银行也做好准备离开上海了。”

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

大量企业陆续踏上西迁之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电工器材业、冶炼工业、印刷出版也、建筑工程业……第一家内迁的机器厂沿着苏州河到苏州、常州再到镇江，由长江到武汉，再溯江而上。这些企业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踏上漫漫迁徙路。（1）

学校亦然。

九月初，秋意和温琰乘船离开上海。

中央大学获教育部批准西迁重庆，校长早年订制了数百只大木箱，钉上铁皮，以备不时之需，此刻果然派上用场。重要图书、器材、教学设备，拆解装进木箱，不能拆解的直接运走，包括医学院泡制供解剖教学用的二十四具尸体。农学院一千多头牲畜家禽没有足够船只运载，于是决定让职工步行带这些猪牛羊去重庆。中央大学搬个精光，连一只鸡都没给日寇留下。

青蔓收到学校通知，十月十日前赶到汉口集合，全校师生再由中大的联络站统一安排舱位前往重庆。

那时从汉口赴渝的船票二十八元，黑市已涨到一百，中大与民生公司接洽，学生一律统舱，船票八折之后再由校津贴半价。十一月中旬，最后一批中大师生也到达重庆，新校舍建在嘉陵江畔松林坡，十二月正式复课。

而温琰她们附中也在赣州租房复课。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日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民族至暗时刻。

此仇不共戴天。

……

温琰在学校积极参加战时服务团，演出抗日剧目，组织抗日募捐。中国不能亡、中国不会亡。

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全民士气高涨，家家户户门前挂起青天白日旗，夜晚全城举火把游行，彻夜庆祝，爆竹声响彻街巷。

“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大家高喊胜利口号，唱啊，跳啊，尽情地释放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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