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心盼望摆脱家庭桎梏的黄芷夏也如愿得到了姑父的资助，包括未来的大学学业都有了经济保障,但前提是她必须签署一份文件,承诺学习金融，日后为银行工作。黄芷夏欣然同意。

在民国十九年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院校，许多重要的华资银行只能自己建立培训班或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学生至少需要高中学历，并通过特殊的入学考试。三年制课程包括银行实务、外汇、商业法律、会计、商业地里、保险、企业组织、英语等。（1）

在授课以外,学员还被派到各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实习,以检视其所学。

高要求,高竞争,同时意味着高回报。华资银行的员工福利比大部分现代企业更加先进优厚。拿梁孚生的达兴银行来说,最低级别的员工月薪为50元，外加超过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金。他们每周只工作六天,年假十七天，女员工有四十天产假,还有带薪病假和紧急事假。（2）

银行为员工修建了宿舍,租金仅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十。

以及完善的退休制度。

因此,在大银行工作，等于捧上金饭碗。

秋意到不同岗位实习,大开眼界，若非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他心怀参军梦，倒也真想投入金融行业，长长见识。

两年的时间，他对父亲梁孚生的了解愈渐加深。

那真是个复杂难以言说的人。

当年梁孚生与黄梵茵婚后曾一起出国留学，双生子被安置在黄家，由两位老人照料。回国后他创办了达兴银行，没有钱，资本仅凑集了几万银元，是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员工仅有六名。初期他个人几乎包揽了所有业务，拉存款、放贷款、搞关系，短短几年时间，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在他的经营之下迅速发展起来。

当时政府债券投机盛行，不少学者与企业抨击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对于国家的工业没有起到任何帮助。

这自然是夸张而严峻的指控，事实上大多数成功的银行很少涉足政府债务，甚至还想方设法不买公债，而凡是以公债投机和对政府放款为主营业务的银行，一般都很短命。（3）

梁孚生告诉秋意：“我国的现代工业太过薄弱，向他们提供长期贷款的风险非常大，银行家毕竟不是慈善家。”

话虽如此，从资料来看，这些年他向纺织业和面粉业提供的贷款超过银行资本金的一半，难道这不算对国家工业的支持与推动吗？

报纸和期刊上还经常指控现代银行资助军阀内战，破坏中国经济，有责任心的作家们亦乐此不疲地写书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目。

早在北伐时期，梁孚生作为金融界的一员，曾秘密参与筹款支援北伐军。他和所有银行家一样，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荡感到厌烦，急切地需要一个稳定且强大的新政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了树立国际信誉和地位，他们承认并继承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巨额的遗留债务，同时开始举借新债。

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笔内债起初无人认购，于是向银行强制摊派，甚至采取政治胁迫、绑架等极端恐怖手段募集资金。十四个月内，共发行上亿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付，陆续发售。此举引起了上海工商界的强烈不满和恐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