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起始，第一个迈出来，面容冷静地上奏。

先太子偏重士子，偏向世家，也顾念旧情，燕王却半分不似嫡兄，虽接下太子大部分势力，却并未事事优待世家和舅舅，反倒只要是得用，无论是世家、勋贵出身，还是寒门出身，皆不拒。

人皆有立场，并且维护自身所在的圈层的利益，燕王走到这一步非他本愿，但他有爱民之心，而民，非是只有寒民，大邺之人皆未民，一视同仁。

燕王并不顾及哪一方的利益，只愿大邺越来越好。

前些年打仗，朝中紧缺，税收加重，待到战后，朝中仿佛忽视一般，一直未曾减税，近两年大邺各地还算风调雨顺，然百姓手中依旧无存银。

这是层层盘剥的结果。

此时瞧着无事，若再有大灾发生，百姓自身无法抗压，流离失所，朝中仍需耗费巨大钱财安置流民，长久来看，并非好事。

是以，燕王便奏请降税，不止于农税，还有越发繁重的商税，以此富民。

这件事，燕王秋后便开始上奏，朝中有不少人提出异议，一直未曾决断。

但燕王固执，每一次朝议都要上奏，无果，就下次继续上奏，行动并不激烈，只是不厌其烦地提。

这一次朝会，燕王一站出来，一开口，众朝臣面上皆没有丝毫意外，因为又是减税之事。

有些人已经反驳的累了，可还是要出言反对。

然而燕王能反反复复拿出新的理由，一个细小的理由他也能放大成对大邺有大利，反对的官员们却无法提前预估并且作出准备，只能临场应对。

今日燕王直接算起账，税收合理减轻，百姓手中多一文钱，慢慢踏实，终有一日会花出去，而商税降低，成本降低，货物降价，更多人有能力购买，自然卖出去的更多。

反过来，商人卖出的货物变多，生意就会做的更大，交的税自然就会增多，国库就会充盈。

所以减税，短期看有所损失，长期看受益更多。

按照燕王所说，确实像这么回事儿，但世家门阀豪族的利益却并不能如此算计，朝上诸人反驳再三，而燕王始终不紧不慢，大有这次不行下次继续上奏之意的淡定。

反对的官员一见，便想要拉拢其他人站队，早些中断燕王的所作所为。

有问及谢尚书希望他表态的，也有问及俞尚书、杨尚书等人的。

谢尚书是广陵谢氏出身，按理应为世家张目，站在反对派一方，然他本人老谋深算，又自信对谢家的掌控，不愿得罪燕王，便只说遵从陛下的决议。

杨尚书任刑部尚书之前做了多年的大理寺卿，为人有些刚正，他也知晓，便并不应和。

俞尚书圆滑许多，口中说燕王言之有理，又说另一方亦有道理，一脸的为难，看似说了一大堆，实际话里完全没有一丝确切的偏重。

反对派不甘心，朝臣中间瞧了一圈儿，最后落在跟燕王并肩作战七年，归京后却并不亲密的裴君身上。